（新唐人電視台《傳奇時代》節目）這裡是當代中國的聚焦之處，從對於紅色領袖的狂熱崇拜，到坦克碾過、槍聲響起，到表達心願的民眾被毆打、抓捕。
這裡是一切大戲上演的舞臺，2001年的11月20日，一個晴朗的冬日的下午，一群來自十幾個不同國家的西方人在這裡相聚，帶著鮮花與微笑，他們的笑聲感染了周圍的人，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間。
他們是誰？
為何在天安門廣場相聚？
而等待他們的，又將是怎樣的命運？
「傳奇時代」-《通往天安門的旅程》將帶您經歷這場曾震動世界的事件，並走進這個事件的主人翁們，他們的人生。
美國電視新聞現場聲：中國軍隊繼續調集坦克和士兵進京。美國大使館呼籲所有美國公民儘快離開中國首都。
喬爾•契普卡，（加拿大）地產經紀人：我在溫哥華機場轉機。我的朋友澤農比我早一個航班到達。我們特意錯開行程，因為不希望任何人跟蹤我們，特別是多倫多中領館的人。
澤農•多爾尼基，（加拿大）健身教練：他走到我身邊，穿著一件印著很大的加拿大國旗的襯衫。他指著襯衫，好像在說「去買一件！」因為我甚麼都沒有。可是我不想動，甚麼也不想做，只想呆在那兒，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我實在是太害怕了。
（旁白）2001年的11月15日，喬爾和澤農分別踏上了他們飛往北京的航班。對他們來說，這是一趟前途莫測的旅程。
喬爾•契普卡：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因為我要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我看看澤農，他面色蒼白，他很害怕，你可以看出他很害怕。
澤農•多爾尼基：這是真的，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是要去一個正在攻擊和殺戮我的信仰的專制國家。我在媒體上向全世界說，他們是殺人犯。對吧？他們可不喜歡我！
喬爾•契普卡：他們隨時面臨著迫害，不論是工作的地方，還是學校，都是這樣。在社會上，他們被誹謗、被污蔑。如果他們尋求法律的保護，連律師都會被迫害。他們無處可去，只能去公共場所表達自己的清白。所以他們去天安門請願。作為西方人，我們必須支持他們。
（旁白）和加拿大的喬爾和澤農一樣，來自11個其它國家，共36名西方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先後踏上了前往中國的航班。這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驚險的一次旅程。不過此時他們並不知道，除了身邊同行的朋友，還有誰，也懷著同樣的熱忱，在前往同樣的目的地。
（主持人）2001年的11月，加拿大青年喬爾和澤農，以及來自11個其它國家，共36名西方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先後踏上了前往中國的航班。這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驚險的一次旅程。不過此時他們並不知道，除了身邊同行的朋友，還有誰，也懷著同樣的熱忱，在前往同樣的目的地。
彼得•里克納格，（德國）公司總裁：有一天在公園煉功，就是站在那煉樁法，就覺得，哎呀，我想去中國。因為他們自己（中國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都是去天安門，那我們能不能也自己去一趟。
（旁白）彼得出生於在前東德的一個小山村。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他搬到了法蘭克福，那年他18歲。從小，他就練習摔跤，不過，東方的武術和文化是他更嚮往的東西。後來，他接觸到法輪功。他發現，這個看起來柔和緩慢的功法讓他精力充沛，而且以前因為摔跤而積累的傷痛也完全消失了。
彼得•里克納格：德國本身就有好幾個人想去，ㄧ旦決定去了之後也是跟其它歐洲的國家的人說了，你要不要去，我們就是訂個機票，然後我們在天安門，就是坐還是站，我們沒有甚麼計劃，也沒有甚麼想好的一個辦法。但是，就是去了就去了，就有ㄧ些人就說，OK，我們就去吧。
碧若•斯文森，（瑞典）護士：有人從德國給我打電話，是我的一個朋友。她說：「碧若，我們要去天安門廣場，你想去嗎？」我對她說：「好啊！看來時候到了。我一直在等著呢。我當然要去！」
（旁白）瑞典的碧若兩年前就萌生了這樣的想法。在迫害開始之前，中國是她感覺溫暖得像家一樣的地方。從1995年起，她和她的朋友們每年的聖誕節假期，都會在中國度過，和那裡的法輪功學員歡聚，一起在戶外煉功，並交流修煉的心得。可是，鎮壓開始之後，碧若就失去了和中國朋友的一切聯繫。碧若的朋友安妮也多次前往中國，並親身參與了1999年10月28日，中國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危險在北京舉辦的國際記者招待會。
安妮•何克薩拉，（瑞典）中文系學生：我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一個叫丁延的女孩向在場的外國媒體講了她如何被迫害，怎麼被上刑的經歷。他們還展示了法輪功的煉功動作。一個小孩，我記得，一個小男孩和他的父母在那裡。他告訴我他不能上學了。因為修煉法輪功他被學校開除了。他看起來10歲，大約9歲或10歲的樣子。我覺得他們非常勇敢，因為他們非常瞭解當時的形勢，和這樣做的風險。
中國法輪功學員蔣朝暉：其實我們所求的並不多，我們只是想要一個安定的修煉的環境。
（旁白）安妮在這次新聞發佈會上結識的法輪功朋友中，絕大多數後來被判刑或勞教。其中，丁延在承德監獄，被反覆酷刑折磨之後失去了生命。而與安妮在記者會同做翻譯的蔡銘陶也被迫害致死。對安妮而言，去天安門請願是一個自然的決定。
安妮•何克薩拉：對我而言，這非常重要。我要為中國人吶喊。過去，這只是一個想法，現在，我終於可以做點甚麼，來實現這個心願。
凱特•芙麗西卡，（澳洲）音樂家：我第一次聽說去中國這件事，是從我的朋友莫娜那裡。一天她走過來問我，「你想去中國嗎？」我說：「好啊！」那時我沒有任何一點猶豫。我根本不需要去想是去還是不去，因為我總是在尋找任何可能的途徑來讓人們瞭解這場迫害，幫助這些無辜的人，停止這場殺戮。
凱•魯貝希克，（澳洲）藝術家：我第一次得知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是從陳子秀的案例，她是位老人。她遭受酷刑，並被活活打死。本來這場迫害已經是讓人無法理解了，現在又有人被殺害，而且是因為修煉法輪功，這個我在澳洲可以自由練習的功法。我哭了。當我讀到她的遭遇時，我哭了。這太令人難過了。
（旁白）遠在澳洲的凱和凱特也打算去天安門請願。這將是她們第一次去中國。如果不是因為修煉法輪功，中國對她們而言不過是一個遙遠、以及和她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地方。凱特在澳洲的一個小鎮長大，鎮上只有一戶中國人家，而當地的人對他們並不友好。當凱特十幾歲，深陷毒品和酒精不能自拔的時候，她沒想到，是來自中國的法輪功讓她擺脫了惡習。她的朋友凱則是在尋求治癒病痛的打坐方法的時候，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免費教授法輪功的訊息。
凱•魯貝希克：不論是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我都有很大收穫，而且我和其他人的關係，包括家人和朋友，都變得更加融洽。如果有人讓我放棄法輪功，我會嗎？我不會放棄的。所以我能理解中國的法輪功學員為甚麼也不會放棄，為甚麼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去請願。有機會我也要去天安門廣場請願，這是我能做的。
海蓮娜•唐，（法國）雜誌社銷售經理：我更多的是想到中國的老百姓，他們被政府欺騙，以為我們是不好的。這太不公平了。我想告訴他們，讓他們看到，我們是西方人，我們來自這麼多國家，我們也煉法輪功。你們知道嗎？我想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
莫妮卡•維斯，（德國）電影剪輯師：我做電影剪輯師已經很多年了，採訪過很多猶太人，他們會談到納粹時期的經歷。我非常地瞭解，媒體常常會被用來操縱人們的思想，而中國政府就是這樣壓制它的人民。
海蓮娜•唐：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每天都生活在那麼困難的環境裡。我怕甚麼呢？我只是去那裡旅行一次，所以沒甚麼好怕的。即使會發生甚麼，我也不去想它。
（旁白）瑞典的麗蓮對於這次行動的危險性有著不同的判斷。
麗蓮•斯達芙，（瑞典）圖象設計師：這件事我曾反覆考慮，因為這是一個關乎生死的問題。
（旁白）一年前，麗蓮曾訪問北京。那時，她常常去天安門，親眼見過警察如何推倒請願的法輪功學員，如何毆打他們，並將他們抓走。
麗蓮•斯達芙：我非常清楚的記得，有一次我在那裡，親眼看到警察抓捕和毆打一名女學員。那裡有隔離用的圍欄，一個警察把她推到那裡，猛烈的多次撞擊她，就像這個樣子，直到她倒在地上。我覺得她被打壞了。這太可怕了。後來我回到英國，瞭解到，就在那一天，一個女學員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了。我感覺就是我看到的那個。這太可怕了。他們就像野獸，沒有人性。
亞當•萊寧，（美國）公司總裁：那時去中國的決定，是我曾做出的最重大的決定。我知道，每個人都有困難要克服。我應該告訴父母嗎？如果被抓了怎麼辦？我的工作和學習怎麼辦？我所知道的每個人都在思考。我也有困難。那時我經濟緊張，不得不賣掉一些財產，包括我的一個薩克斯風，來籌措去中國的資費。
（旁白）理善出生於以色列，長大後在美國洛杉磯的一間大學學習中文。在他下決心前往中國之前，他打電話給父母，告訴他們自己的想法。
達芙•娜雷米，（以色列）新聞系教授，林理善的母親：我看到修煉法輪功對他的健康很有益處，也看到他變得更平和，這些對他都有好處。可是，我們沒有想到他會去中國。我嚇壞了，而且非常擔心。我告訴他，如果他們構陷你怎麼辦？比如把毒品塞在你的包裡，他們可以給你扣上任何罪名，把你投入勞教所，那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你了。我心裡有深深的恐懼，擔心有甚麼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
林理善，（美國-以色列）神韻藝術團節目主持：跟他們掛電話以後去睡覺。第二天早上我心裡是那種，莫名奇妙的能感覺ㄧ個母親失去她的兒子的滋味兒。我不知道為甚麼，但是我很明確就是那個感覺，非常痛！然後我就寫一封信給我父母，然後我跟他們說，我從小，你們從小教養的時候，就是跟我講ㄧ些人權的故事，跟我講馬丁路德金，跟我講甘地，跟我講這些非暴力者他們的忍耐力和他們捨棄的東西。那我不是馬丁路德金，我也不是甘地，但是那些歷史人物，如果他們因為他們父母的怕，不做他們歷史上應該做的一切，那我們這個世界會是甚麼樣的世界？然後我就發了這個信給他們，然後就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我起來，我心裡有很明確的一個感覺，我知道我父母給我回答，而且我知道那個回答是很正面的。我就打開了我的信箱，果然有他們的email，就寫了一句話：「我們瞭解，我們支持你。」
（旁白）在前往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中，有公司總裁、原子能工程師、醫生、技術顧問、家庭主婦和大學生。他們的計劃是，在2001年11月20日下午兩點，集中在天安門廣場旗桿前面的空地上，盤腿打坐，並打開一面寫著「真善忍」的橫幅。
亞當•萊寧：我們到達了北京機場，有機會看到了一點北京的街景。到了旅館，那時候，北京只有少數旅館可以接待外國人。而且，酒店的電梯上，大堂裡都有警察，我們時時都被監視，所以我們非常小心。我們來到房間，拉上窗簾，關上燈，壓低聲音交談。我們非常小心，因為要保證能有機會達成我們的請願計劃。
彼得•里克納格：我們就必須得做到最後一步，能做下來，即使誰被抓起來了，別人還得去，繼續下去。
亞當•萊寧：在行動開始前我們有一個會議，一些參與協調和計劃的人，一起討論在廣場上可能發生的情況。
喬爾•契普卡：在這次的計劃中，我的角色是拍攝，秘密地拍下整個事件。要做到這一點，我就得搞清楚如何做，因為廣場上到處是警察。如果我拿著攝像機站在那裡，是一定會被抓的。我的背包有肩帶，帶子裡有海綿。如果把海綿拿出來，我就可以放入一個小小的針孔攝像機。我把它縫在裡面，在那上面剪了一個洞，這樣鏡頭就可以露出來。資料線就經過肩帶隱蔽地連到背包裡的攝像機上。我花了四天的時間來掌握如何使用這個攝像裝置。
林理善：因為有這幾天的時間，我們擔心他們，如果我們啥都不做，一直在酒店，他們會有些想法，如果監控我們，會覺得這些人在幹嘛？所以我們就跟其他的來旅遊的人一樣，去故宮、去長城、去十三陵，然後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一兩次。然後過程中有去了一個做玉的戒指的和其它一些……就這麼一個玉廠，然後去那邊，我買了一個戒指給我女朋友。說如果我這一次能回去，我就跟她訂婚。
凱•魯貝希克：去天安門廣場前，我們在一個餐館裡吃了幾次飯。去請願的前一天晚上，我們最後一次去了那裡。一起的有凱特、澳洲的克里斯，和美國的約翰。在那裡我們和一個服務生成了朋友。我們用英文和一點點中文聊天說笑，非常開心。我們離開時，想告訴他我們為甚麼要來北京，因為我們以後再也不會見到他了。凱特和我做了一些小卡片，卡片上面寫著三個字：真、善、忍，我們是用中文寫上去的。我們在門廳裡將卡片遞給了他，立刻就看到他的臉從一個大大的微笑變成了恐慌、害怕。他握著卡片的手在顫抖。他抬頭看看我們四個高大的西方人，然後低頭看看卡片，再看看我們，又看看卡片。我們對他說，法輪大法是好的，中國政府說的不對。過了好一會他才緩過來。他的臉漸漸放鬆下來。他最後接受了卡片，把她放在貼身的襯衣口袋裡。他的臉上又有了笑容。這讓我看到了中共的宣傳是多麼的可怕。這麼好的三個字：真、善、忍，居然會讓中國人這麼害怕。當我們越走越遠時，他還在向我們微笑、招手，直到我們轉過街口。我想，那可能對他影響很深，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澤農•多爾尼基：我來到長城，來掛出我的條幅。在我的心裡，長城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地方，因為，中國各地的人都會來到這裡，他們就會看到我的條幅。昨天晚上我在旅館房間裡做好了她。這不是一件輕鬆的活，但是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當中國的人們看到她時，我希望他們的心能被感動，希望他們不會覺得這個條幅很粗糙，儘管她是有點。這是我的條幅。
喬爾•契普卡（2001年11月20日，在北京的旅館中）：現在是12點半，我就要去天安門廣場了。澤農已經走了。在我離開之前，我想在這裡說出我的心裡話。澤農昨天晚上去天安門廣場拍照，他遇到了兩個學藝術的學生，兩個女孩。她們和他交談，並邀請他去欣賞一些畫作。她們展示了一些畫，並告訴澤農，這畫之所以美，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純真，代表了力量。澤農告訴我，他實在忍不住，就告訴了她們有關法輪功的事情。我今天到天安門廣場，就是為了這樣的人，這些在內心中還相信真誠，還相信善良的人。我們需要做點甚麼，來喚醒他們的心。就是為了他們，我走上天安門廣場。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