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傑地靈】我的路-陳凱(2):我的籃球

【新唐人2008年7月30日電】陳凱，前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隊員，奧運自由衫全球運動發起人，右派網專欄作家，《ONE IN A BILLION》《一比十億》的作者。前言 在今天紛繁變化的中國，每個人都在竭盡所能尋找幸福。有人說，它在別人認可的目光中，在一些叫做地位和金錢的東西裡。為了別人眼裡的成功，我們被迫放棄了心靈中一致的價值。當尋求自由的心靈在歷次所謂的運動中被消滅殆盡時，茫茫人海，憑良知而獲得成就，並得到完整幸福的人，便成為中國的稀有，無法讓人相信它的存在。 今天，我們為您找到了前中國國家男籃名將陳凱，作為這稀有的一例，為您講述他尋找真實存在的幸福的故事。 　　　　 第二集 我的籃球八一隊有人說像個大旅館一樣，來的人很多，呆的人很少。在這個過程中訓練有時候會過度訓練，過度疲勞，因為你拼命，營養又不是很好，休息更沒有。因為每天除了訓練之外就是政治學習。我長期的有一種失眠，長期思考很多事情，那麼最後甚至有尿血，撒尿出來都跟醬油似的。等於在一個邊緣上，這個邊緣你隨時隨地都可能垮下去。你是用意志撐著。意志撐著一直往前走。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幸運，我沒有垮掉，很多人垮掉了。那麼這個時候，在八一隊我經歷了第一次出國，到巴基斯坦去。我在飛機上的時候我看到喜馬拉雅山，我有點不太敢相信是真的。因為我向自己證實他們在撒謊，我向自己證實了我確實存在。 我的存在不是由他們決定的，我的存在是由我自己決定的。 他們說我出不了國，我出了，他們說我做不了的事情，我做了。我覺得我要向我自己證實我是自由人，我就要打回國家隊去。 1975年時候，我曾經到阿根廷到墨西哥訪問，在墨西哥的時候我第一次跟美國隊交鋒，當時我第一次觀察美國隊隊員們，他們的言行舉止這方面，我就發現與眾不同，跟其他所有隊員都不一樣，他有一種非常的活力，人們自然的活力，自然的對激情的一種追求、發揮。而且又非常有紀律，所謂有紀律，就是如果教練叫他們幹什麼，他們馬上跑過去跑到教練那個地方。在中國有一種被動的抵抗。就是教練、領導讓幹什麼，我寧可慢慢騰騰的。最使我覺得感動的一件事，我看到了在美國隊的替補隊員為場上的主力隊員鼓掌，這個現象在中國隊裡我從來沒見過。給我也是一個深刻的教育，也是一種安慰。我覺得世界上居然有這麼一種社會，在裡面生活的人居然是這個樣子。希望自己比別人好和希望自己比別人壞，完全是兩回事，是兩種方向兩種態度，一個正向一個負向。可是在中國處處充滿了這種負向的思維。 在那天晚上我們住在一個旅館，我們就找到美國隊房間，我們自己找到美國隊房間。找到美國隊房間我們就用那些小扇子，出來那些小的中國的禮品，跟他們交換美國的東西，當時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舉動。沒有人敢這樣做，尤其是一個邪惡帝國，是一個在中國是說的比什麼都壞，最壞的東西，對我們居然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我們能夠冒著這麼大的風險，去到他們的房間去敲門。我從來沒有想像過能做這種事情，從來沒有想像過，但是我做了。我進了那個房間以後，我就發現，那個感覺太不一樣了，世界上能有這樣一種人，非常真誠的一種人。 他又跟我換鞋，換一些小東西。交換禮品以後，我回到房間以後，“梆梆梆梆”聽到有人敲門，敲門以後，來了我一個朋友。也算一個朋友，還算在八一隊比較好的朋友。敲門他就講，他說教練讓我們把所有的禮物全部退回去，把所有我們拿到的全部退回去。當時我就火了，我當時我內在就爆發了，我說根本沒有門，我說根本沒有門，我說你告訴他讓他滾蛋。 可是你知道那是冒了很大風險。等於你跟教練直接對抗，那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這都是人生重大的選擇。當時這個隊員，這個隊員他當時就有這種想法就是他想入黨，他跟教練住在一個屋子裡，他怕得罪教練，所以他把東西還了。我當時我在想，你跟人家交換東西，人家對你很真誠的，你卻是一種膽小的這種懦弱的人，會把東西還會去。你怎麼跟他講，你講什麼東西，你跟這個美國隊員講什麼東西呢，我心裡這種憤恨，我看到人性的軟弱，人的軟弱，他會為了某種利益上的東西，會放棄這種原則，人的尊嚴沒有，也就是你基本上你承認你不是一個真實的人，你是一個奴隸。別人叫你怎麼弄，你不做不行。從那時候我開始對美國產生一種重大的重新思考，所以我非常非常想到美國來。我當時那場球，在他們決定是不是要我的那場球的時候，那我打得可能是我一生最出色的一場球。我就覺得人非常平靜，精力、注意力達到最高的境界。根本如入無人之境。有一種感覺：人像飛起來一樣。 英文裡有一個詞叫作integrity. 其實它是完整，人的完整，它從靈魂上到肉體上到精神上到智力上面都要一致，球才能打好。可是在中國的這個環境裡，都是基於把運動員整個扯得支離破碎，從他精神到肉體，到他的生活到他的情感，到各方面，他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我絕對不能允許他們把我扯碎，絕不能允許，我要允許他們把我扯碎的話，我這個人打球也打不好，而且我永遠也不會尊重自己。邁克爾喬丹他球為什麼打得那麼出色，他整個人是完整一致的，他不是支離破散的，精神在一塊，身體在一塊，這樣球打不好的，運動員是非常要求一致的。 他在場上做的每一個決定，瞬息之間所做的決定，都要做得正確，他才能打出非常出色的籃球來。 一九七六1976年天安門事件我也是親身經歷。因為我對這個社會產生了種種懷疑。我找了各種藉口到天安門。那時侯八一隊已經宣布不許有人到天安門廣場上，禁令啊。但是我對這個社會充滿了懷疑，找了種種藉口到天安門廣場。我照了一些相，當時我在政治上並沒有這麼敏感，我就覺得把軟片送照相館衝沒有什麼問題，結果沒有想到這個照相館的人把我的軟片送到公安局去了，當八一隊領導找我談話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我知道我那軟片他們一直在找藉口沒有還給我。所以整個的全總政通報我。可是那個時候中國有一個內在的政治鬥爭現象可能救了我，所謂政治鬥爭就是當時的軍隊有很多人抵制“四人幫“ 的一些事情，他要把軍隊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擔心像我這樣的事情被“四人幫“抓到對他們造成某種影響。他們把這種事情壓低掉，壓下來了，就沒有給我送監獄或者是處分。同時第二個他們就是利用我打球，利用我的專業技能。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倖存下來。冥冥之中有人保護我。 在1976年的4月5號這一天，電視上照了一個周恩來照片死的時候，他那個死者這個臉面啊是痛苦到極點的一種面相。當時我就想，這麼一種極端痛苦的人卻是中國第二大的領導。如果中國第二大領導都成為一種犧牲品，這個社會是什麼樣子。它證實了我以前對中國所有的，事件發生的也好，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發生的關係也好，所做結論的正確性。所以當時我看到周恩來的那個臉部痛苦，我突然大哭了一場。抑制不住大哭了一場，為什麼大哭一場？後來我意識到並不是為了他，並不是為了周恩來，不是為了中國，也不是為了什麼，是一種解脫的哭，解脫的眼淚。我終於意識到，我以前所做的所有結論是對的！我可以向自己說：不管他們有多少人，有多少槍有多少砲，有多少宣傳機器。我終於認識到，我作為一個人，我的精神力量，我是正確的，我所做的結論是道德的，我是一個好人。當你意識到這樣，你就發現你的力量，你作為一個個體的力量真是無窮無盡的，為什麼呢？當你能夠在道德上認知到自己是一個非常非常良好的人。在這個時候你自由了。那麼到了1978年的時候，我的運動競技狀態達到高潮。那時候我在全國聯賽裡面有壓倒的優勢，他們沒有人能夠防住我，而且我的防守，攻守的平衡各方面沒有人能相比的。整個籃球界也好，我們隊裡的隊員也好，教練也好，突然的態度全部轉變了。教練來說，給你入黨怎麼樣，提幹呀，這些許諾全有，從把我作為一個危險分子要不斷的控制、打擊、利用，突然把我捧到天上去了，如果是一個道德不健全的人或者道德不完整的人，就會被這個新的打擊力量扯碎，這個新的打擊力量是從另一個側面打擊過來。以前他們把我作為敵人去打擊我，現在他們把我作為他們一夥的人，他們要把我納入他們的陣營。打完了世界軍隊比賽我就到了國家隊，我就發現在所有的中國的運動員裡，很多我所欽佩的一些運動員到最後都妥協了，為什麼妥協，成了家。有了家有了小孩兒以後，你就不得不向社會妥協，你就不能再堅持原則。因為這個社會把你的家作為人質，他威脅你，通過威脅你的家人來威脅你。很簡單，如果在八一隊的話，你要是不聽領導的話他就不給你分房子。不給你分房子的話，你太太小孩兒就沒地方住。你為了這一間房子的話你要妥協。為什麼，你要為你所愛的人考慮。我當時我想，我不能這樣做。當時在1976年毛澤東死了以後，慢慢的就開始有高考。我當時念頭就是要上大學。正好有政策說全國優秀運動員可以優先錄取在體育院校，我就申請了北京體育學院。我馬上就退下來了，我從國家隊下來以後，我馬上就退下來了。我再也不給八一隊和國家隊打了，為什麼？你的道德概念已經到達一定程度，你再也不能允許自己成為一個奴隸，因為你是一個自由人，因為你所做的事情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向你證實你自己是自由人，自由存在，幸福存在，真理存在，存在。只是他們不承認存在，沒有關係我向自己承認存在。我這麼做了，而且我做到了。當我做到以後我沒有任何打球的動力，雖然我熱愛這個運動，但這個運動被這些邪惡的勢力所挾持了，來控制我，使我成為一個螺絲釘成為一個工具，成為一個奴隸。我不能成為一個螺絲釘成為一個工具，但是我又要熱愛籃球。也正是因為我對籃球的熱愛，我才退出了籃球。正是因為我真實的熱愛籃球，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籃球為他們服務了，再也不能了。在那個時候做出重大的道德選擇。那是我打球打得最好的時候，我說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我就決定退出，那我就，等於是做了小的手腳。證實我心臟有毛病，但是並不是我心臟有毛病，而是我的心已經跟他分開了。 遇到蘇珊我退下來以後，馬上就到北京體育學院。在北京體育學院進修。在北京體育學院進修期間我就認識了我的太太。我太太在北京大學也是打籃球的，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也是在打球這方面認識。我在跟她的交往過程中，我就發現有一種真誠的東西，這種真誠的東西就是說她不是假的人，她也不是什麼被環境所塑造的人，她是一個真實的真人。這對我非常非常寶貴，因為我在中國沒有看到真實的人。要不然你就妥協，要不然你就走入邪惡，要不然你就軟弱被別人欺負，要不然你就絕望，最後自己導致自己滅亡。 我在北京的時候，我的未婚妻給我做了個生日，我非常感動。沒有人把我作為人看，我都是工具，被人利用的問題，除了我自己把我作為人看之外，我還沒有碰到一個人把我作為人看。我在中國沒有過一天我的生日，我在中國所過的生日不是黨的生日，軍隊的生日，就是毛澤東的生日。有人尊重我，作為一個人，知道我的生存我的生命有一個特殊的意義。他們來慶賀這個特殊的意義，我感動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我能發現這樣一個人，對我來說的話是一個重大的發現。有很多語言是可以溝通的，很多道德上的語言很多東西是可以溝通的。當我跟我太太準備結婚的時候，我感覺生活剛剛開始。見證六四當時我回去的時候呢，是偶然機會回去的。我父親是八八年去的世，我母親就跟我提出來要回到中國看我哥哥。正好碰到天安門（事件），我是作為一個見證人，當時並不是一個參與者。我到天安門廣場去，跟學生交談的時候，確實人多到什麼程度，你自行車騎不了，就根本擠都擠不動。這個頭上所扎的帶子就是，我不知道是市民扎的還是，我想應該是市民或者是工人所扎的，因為它講的是聲援絕食，平等對話。這個帶子，說明了中國很多普通的民眾對政府和人民之間關係的理解。你在西方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偉大的社會，絕對不會把政府加在民眾的頭上，絕對政府不是民眾的主子、主宰。 可是你想想一九八九在天安門廣場上，中國人本來不應該跟政府平等，政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偉大的社會，他應該是在民眾之下的，是為民眾服務的。甚至說，基點的說，民眾用一種合同的方式讓政府給自己服務。他只是一個僕人的概念，他絕不是主人。你這個政府如果是壓迫民眾的話，你應該從舞台上退出，讓出。你是一個罪惡的政權，罪惡政府的話，你沒有資格跟我平等。這是一個正常的人就是這樣思考。為什麼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面人們會提出平等對話，就說明人對政府，對偉大，對這些基本的概念沒有一個正常人的理解，沒有一個真正一個自由人的理解，一個追求真理的人的理解。沒有這樣一種理解，他們的理解就是：哦，ok，政府一直都在我們上面。那麼今天我們要要求平等來對個話。也就是說當這些民眾在要求平等對話的時候，他們就被屠殺了，被宰割了。更不要說我所想要看到的一個中國，是政府完全在民眾之下。這就是自然的狀態，也就是真正正義的和道德的狀態。除了政府在民眾之下之外，我不接受任何一個政府將政府擺在我頭上。 所以在這個基點上，我認為所有的中國人應該反省你對政府的理解，你對偉大的理解，你對什麼是合法的理解，你對什麼是正常國度的理解，你對什麼是自然狀態，什麼是自由的理解。都要重新思考。陳凱六四後接受電視台採訪為什麼要帶一個黑箍，因為人的生命，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寶貴的，不要說死了那麼多人，就說死一個人的話，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一種事件裡面的話，我覺得也是不能容忍的。人生很短暫，但是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父親的去世給了我一個重大的一個動力要寫這本書。我覺得有些話他想講的可能沒有講出來。我有一種衝動，把他所講的，他所想講的能夠用我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是一種很大的動力。同時呢，我又意識到天安門事件發生了，一個人去世了，多少億人有一個重大的國家的事件。這個中間有沒有聯繫。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也不是所有的人有勇氣看到這種聯繫。 當一個社會你所產生的這個文化價值，不把一個人的生命作為一個存在，你可以任意的蹂躪，任意的侮辱，任意的消滅，任意的殺害，任意的折磨，然後你可以說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是代表十億人的利益去折磨你一個人。我父親的去世和這天安門事件就是這樣被聯合起來的。在我的思維裡面就這樣的被結合起來。為什麼我把它叫做一比十億也是在這個概念裡，如果一個人的命都不重要的話，我不認為你這個社會的人數再多會有任何的意義。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被任意的踐踏，他的一生就這樣過去了，他的權利不被任何人尊重，沒有任何人懂得他的一生，好像就是煙消雲散。我覺得我是不是要這樣生活，還是我選擇另外一種生活，這樣生活是我珍惜每一秒，珍惜每一個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