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凱：武昌起義革命志士的氣魄光照中華(紐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與中國當代民主研討會-紀念“六四”二十二週年》發言選登之二)

【新唐人2011年6月4日訊】

【編者的話】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世界各地的華人紛紛舉行各種紀念活動。 5月28日和29日，來自世界各地近50位中外人權民主活動人士和專家學者，在美國紐約法拉盛召開了《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與中國當代民主革命-紀念“六四”二十二週年》大型研討會，探討中國民主之路。這是一次中國民主革命力量的大聚會。

會議由中國和平民主聯盟主席唐柏橋主持。在會上發表演講的有：辛灝年、封從德、 熊焱、黃翔、趙岩、羊子、劉國凱、李大勇、易蓉、韓連潮、劉國華、郭保勝、 孫云、卞和祥、葉寧、李鳳智、張凱臣、李勇、伍凡、Greg Autry、 John Kusumi、孔令熙、唐柏橋等知名人士，還有遠道而來的緬甸民主勇士Tim Aye-Hardy和Nay Tin Myint。演讲的内容丰富多彩，我們將選登部分發言。

劉國凱：武昌起義革命志士的氣魄光照中華

謝謝唐伯橋先生組織這場研討會，謝謝各位朋友的熱忱參與！我有機會在這里和大家一起表達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內心充滿對民主革命先輩的緬懷和崇敬。

記得好像曾看到這樣一個說法：辛亥革命的首役武昌起義，只是一場小小的兵變。對這種說法我完全不能贊同。兵變這個詞在華語詞彙中略涵貶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陳橋兵變”。公元959年，後周朝庭接到邊報，說北漢聯合契丹南侵。後周幼年皇帝的朝庭急招趙匡胤率領禁軍前往迎敵。趙匡胤率兵出京城開封幾十里到達陳橋驛，就授意軍隊譁變，把黃袍披在他身上，要他做皇帝。趙匡胤於是回師廢週，建立宋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陳橋兵變”。

我們細看歷史，武昌起義從質來說，不是軍隊譁變。規模也不是小小的。武昌起義推翻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帝王政治，民國由此深入人心。政治質量意義非凡。武昌起義的得來也非常不易。那場胜利飽涵民主革命烈士的心力和鮮血。

1911年1月，同盟會譚人鳳來武漢與共進會領導人孫武、胡瑛等商討在武漢發動武裝起義。譚人鳳生於1860年，時年已51歲，參加過鎮南關起義。以這樣的年紀還到處為革命奔走，真令人敬佩。胡瑛1884年出生。雖只25歲，但已多次為革命入獄。先是由於創革命秘密團體“科學補習所”被捕過，後又因參加秘密革命組織“日知會”被捕。出獄後投新軍第八鎮工程兵八營當兵，在軍隊中做秘密發動工作。

他們商討之後，未獲明確結論，譚人鳳回到廣州參加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籌劃武漢地區起義的計劃又被提出。 1911年8月武漢地區兩個最大的秘密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最終決定聯合發動起義。這段期間四川保路運動激盪。 9月21日，清廷令武漢部分新軍入川鎮壓保路運動。此時武漢新軍約七千餘人，其中參加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和傾向革命的兵士約佔三分之一以上。可見多年來革命志士在軍隊中發展的積極成果斐然。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召開有雙方負責人和各標營代表六十餘人參加的聯合會議，議決了發動起義的計劃。起義日期走為1911年10月6日(中秋節)。後起義日期又延至10月11日。

10月9日，孫武在共進會機關製造炸彈，不慎爆炸。巡捕聞聲前往搜查，受傷的孫武等人雖迅速脫逃，但起義的文件、印信、旗幟等重要機密被搜走。清廷湖廣總督立即下令全城戒嚴，按址搜查革命機關，按名冊搜捕革命黨人。當日下午5時左右，在武昌起義總指揮部的蔣翊武、劉復基等起義領導人聞訊決定提前於當晚（10月9 日）十二時發動起義。但是傍晚總指揮部被清廷軍警包圍，劉復基等被捕，提前起義計劃未能及時傳達。 10月10 日晨，清廷立即殺害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三位革命黨人。消息傳開，許多革命黨人和發動起來的新軍兵士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舉。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拼死求生。當晚七時許，新軍工程第八營二排長陶啟勝（忠於清廷者）發現屬下一名班長金光龍（秘密革命黨人）荷槍實彈，這是軍隊規則不允許的，便非常懷疑，要繳他的槍。金光龍在跟陶啟勝等的搏鬥中大叫“眾同志再不動手更待何時？”一位名叫程定國的秘密革命黨人決然響應。開槍射擊，打傷陶啟勝等。霎時間，許多革命組織成員的新軍士兵數千人群起行動，武昌起義由此引發直至勝利。

武昌起義絕處逢生，看似有偶然性，但其實必然。它是一大批青年革命志士多年來所作艱苦革命串連工作的必然成果。

犧牲在革命前夜的劉復基，出生於1884年，20歲時加入華興會，參與長沙起義。起義失敗流亡日本，後加入同盟會。 1906年回國，大力發行《民報》宣傳革命思想。為加強革命黨人的武裝力量，投筆從戎，加入湖北新軍。彭楚藩出生於1887年，早年務農，參軍後加入文學社，就義時大呼革命口號。楊洪勝出生於1875年。 1903 年加入新軍。參加反清革命組織——振武學社。 1910年秋，該社遭破壞後，加入文學社。 10月9日楊洪勝在秘密往工程營交送槍彈時被軍警發現，受傷被捕。當夜被清督署審訊嚴刑拷打，不但未供出絲毫秘密，而且大罵滿清。

又如起義的重要指揮者熊秉坤，出生於1885年。早年做過碼頭搬運工。後投新軍，加入“日知會”。 “日知會”被破壞後又加入“共進會”。經過多年串連，發展秘密組織成員多達兩百多人。這是熊秉坤當夜敢於響應程定國第一槍，大舉行動的重要原因。

再如起義的另一位重要指揮者吳兆麟，出生於1882年。 16歲時投新軍為兵。 1905年就加入“日知會”。 1906年考入新軍參謀學堂，1909年以最優等生畢業，升任隊官。武昌起義，以其聲望和指揮能力發揮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後退出政界，潛心從事工程實業。 1938年武漢淪陷，吳兆麟堅拒日本侵略者的高位誘降，體現出高度民族氣節。 1942年憂憤國事而逝世，這是後話。

武昌起義的革命志士不但在起義前做過長期的艱苦工作，在起義中拋頭顱灑熱血，而且在起義成功之後也繼續在流血犧牲。著名的“首義三武”（蔣翊武，孫武，張振武）中兩“武”死於袁世凱的殘殺。由於張振武（出生於1977年）激烈反對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1912年8月袁世凱派兵突然捕捉張振武，並強誣他犯有貪污罪，立即將其槍決。蔣翊武（1884年出生）參加反袁的“二次革命”。革命失敗後逃亡，被袁世凱追殺於廣西全州。

武昌起義的革命志士們就是這樣一大批出生於19世紀的70後，80後的青年人。他們的事蹟可歌可泣。

中國共產黨人有沒有參加辛亥革命的呢？如果說出生於19世紀90後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由於年齡原因未能趕上辛亥革命，（1911年毛澤東18歲，其實也可以趕上）那麼，共產黨中的五老（或六老）呢？何叔衡1876年出生，徐特立1877年出生，吳玉章1978年出生，謝覺哉1884年出生，林伯渠•董必武1886年出生，他們應該趕得上，可是他們沒有這份光榮記錄。 （吳玉章參與四川保路運動）當然也有一位共產黨人有這個記錄，就是1887年出生的李六如。他1921年底加入中共，雖非創黨，但也是最早期的共產黨員。可是他一直被共產黨冷藏。 1957年他出了本書，名叫《六十年的變遷》，記錄了他在武昌起義前在新軍中的秘密活動和對辛亥革命的參與。也可能就是由於李六如是共產黨人中唯一正兒八經參加過武昌起義辛亥革命者，才遭到共產黨終生的冷遇。

各位朋友，我們今天在辛亥革命100週年之際，除了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意義外，還應具體緬懷辛亥革命先烈，革命志士的光輝事蹟。他們浩氣長存，其氣魄光照中華青史。我們今天在繼續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艱難歷程中，時刻應以他們的事蹟為榜樣。滿清100年前已被革除，可是由於一系列歷史原因，共產黨專制今天依然存在。中國民主革命仍未成功。一切反對專制，追求民主的人們還需繼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