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十幾個國家的36位西方人，同時出現在了天安門廣場。隨後，世界媒體紛紛聚焦此事。他們究竟在廣場上 ... 的命運?《傳奇時代》在此與您分享這部精彩的紀錄片，一起經歷那段震動世界，但卻不為中國人所知的故事。
達芙•娜雷米，林理善的母親：我們接到Sarah的電話，那時她是理善的女友。她告訴我理善他們被捕了。其實我們對此有心理準備，因為理善事先告訴我，他們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告訴我怎樣做就可以幫助他們。於是我將所有的害怕和擔心全部都轉化為行動。那時，因為我是傳媒系的教授，認識很多記者和媒體人，我就開始聯繫他們，給他們打電話，給以色列所有的大報社和電視台打電話，並且接受了很多很多電視採訪。
奧瑞希亞•麥凱布，（加拿大）報紙編輯，澤農•多爾尼基的母親：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最後還回答了一些問題。一個記者問我，是否因為澤農被補而感到害怕。我說：「我不害怕，但是確實很擔心。擔心他們不讓澤農回家，擔心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奧瑞希亞•麥凱布，在記者招待會上：總領事辦公室說，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得到中國方面的回應。也許最早在今天晚上才能得到一點確切的消息。
旁白：母親們的擔心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就在澤農和理善，以及他們的朋友們在天安門廣場打開橫幅的前一天，2001年11月19日，蘭州市退伍軍人楊學貴的母親在明慧網上發表公開信，請求世人關注自己的兒子因為不放棄法輪功而遭受的酷刑；18日，黑龍江省玉泉鎮一位33歲的普通農民鞠亞軍因為去天安門為法輪功請願，而在長林子監獄被迫害致死；11月9日，國際媒體報導，一名江西省高級法院的法官胡慶雲因為不放棄修煉而被判刑七年，入獄僅兩個月就在監獄中去世。
王喆：我在天津的勞教所裡就是被迫害，電擊，造成很大的傷害。這個是我當時的被電擊，（起了）膿包，化膿，腐蝕的，現在就是跟肋骨粘連了。後背也是。後背也是，後背就是電完之後就是一個大膿包。膿包最後破了，最後把脊椎骨腐蝕沒了，最後導致了高位截癱。在兩次手術之後吧，就是，恢復煉功，然後，恢復到現在。
瑪麗•羅賓遜，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1997–2002）：過去，我曾經和中國政府討論過他們對待法輪功的問題。這一次我特別關注法輪功學員在中國的遭遇。我要傳達的訊息是，他們的人權必須得到尊重。我們收到很多關於他們被酷刑折磨和判處重刑的案例，僅僅是因為他們和平的表達對法輪功的信仰。
旁白：就在這些西方人被捕的消息通過各種方式傳遍世界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他們正經歷著一場不可思議的混亂和危機。他們被扔進警車，拳腳以對，成為那個試圖碾碎法輪功的中共鎮壓機器最棘手的目標。
澤農•多爾尼基在天安門廣場邊奔跑邊高喊：
加拿大知道
美國知道
歐洲知道
法輪大法好！
澤農•多爾尼基：我不願意進警車，所以我使勁用腳蹬著地……因為我練過武術，所以我會紮馬步，把自己穩穩地定在地上。這時候我感到臉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一股劇痛直衝腦門，我倒在地上，被拳打腳踢，拖進警車。
凱特•芙麗西卡：在警車裡，只有澤農和我兩個學員。警察把他的T恤衫拉起來，蒙著他的頭、肩膀和胳膊，使他動彈不得，甚麼也看不見。他們圍著他，使勁打他光著的脊背。那時候，我真的嚇壞了，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和所有面對危險的心理準備，一下子都不翼而飛了。
海蓮娜•唐：我不想被關在這個警車裡。我要告訴中國人，我們為甚麼來這裡，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當時用中文說：「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是從法國來的。」一個非常年輕的警察坐在我的前面。他非常憤怒，因為我竟然敢這樣做。於是他抓住我的書包帶，把我推到座位的靠背上，用那帶子勒住我的脖子。當時我想：「哇，他這麼年輕，這一切對他就像是自動的反應，每天的例行公事。」
林理善：把我扔到，真的是扔到車裡邊，是那個麵包車，那個大的車。然後有人在椅子上，已經滿滿的，然後把我扔在他們身上。然後送到天安門的派出所。把我放在一個最後，好像是走廊的右邊最後一個房間。那個真的像電影一樣，就是有一個，我們英文叫Good Cop和Bad Cop，有一個警察特別兇，有一個警察是幾乎不說話的，面目表情稍微善一點，也不是特別好，就是只是稍微麻木一點。然後，他第一件事是，護照給我！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沒有犯甚麼錯，你本來不應該抓我，我憑甚麼給你我的護照？我是美國公民，我是在那邊打坐，你的憲法允許我打坐。然後他就看我不給護照，他就開始打我。然後我那個下巴出來了，之後是幾乎不能說話，一天。然後他就拽著我的鼻子，拉出來，然後再扔下去，然後要踢我的下身。那個警察的眼神，他當時打我的眼神，是那種，恨我是西方人，他的眼神是，你不是西方人，我現在把你殺了，我恨我不行，我不能。
凱特•芙麗西卡：我們被帶到一個地下的牢房裡，就在天安門廣場的下面。當我進到那裡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竟然把那麼多的人關在那麼小的一個地方。環顧四周，我可以看到牆上面的手印，就像有人曾經順著牆壁滑倒在地上，牆面還有一些骯髒的血漬。
凱•魯貝希克：在水泥地面的中間，有一個排水孔。就好像你可以把一切都洗掉，不論是血，還是毆打的痕跡，都可以統統洗掉，從這裡流走。我靠著牆，坐在那裡，感到很難受。為甚麼把我關在這裡？這樣一個牢房裡？難道就是因為打開一面寫著「真、善、忍」的橫幅嗎？
莫妮卡•維斯：這裡沒有窗戶。我可以想像到，那些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在這裡會遭到怎樣的對待。警察可以為所欲為，不會有任何其他人聽到、或者看到在這裡發生的一切。我能感受到，那些中國學員被困在這裡，孤立無援的感覺。
彼得•里克納格：在那下面，我聽到女生的喊聲，很刺人的。就是我自己的心裡很難過，因為她們真的在喊，就是害怕或者被打，或者被弄到地上去了。我們的ㄧ個德國的Nina，也被弄到地上去了，因為她不想交她的護照。
妮娜•哈默，（德國）雜誌發行經理：一位年長的女警官坐在那裡。她說，「把護照交出來！」她樣子很兇。我說：「不，我不願意。」他們就把我推到地上。我的臉貼著地板，他們搶走了我的護照，還發現了我的「轉法輪」書。在此之前，我很害怕。不過當這一切真的發生的時候，不知為甚麼，我的慈悲心出來了，我很同情這位女警官。因為你知道，她的年齡就像我的母親。可是，她卻成為這鎮壓機器的一部份，做著這些壞事。我一直和她交談，現在已經不記得當時都說了些甚麼，可是我每句話都出自真心，而且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凱•魯貝希克：外面天很黑。警察把我們從牢房中提出來，帶上幾輛汽車。有好幾輛車。每輛車上只有幾個學員，卻有很多警察。在車上，我們只能坐在靠窗的位置。警察坐在靠走道的一邊，以及我們的前面和後面。我和一個女警察坐在一起。她眼睛直直地盯著前方，和其他警察一樣。我開始告訴她，自己為甚麼來到中國。我告訴她，在澳洲，我有很好的工作，公司給我配有專車，我的老闆，以及我的家人都支持我來中國請願。過了一會兒，她突然轉過臉，衝我喊道：「閉嘴！閉嘴！」我很吃驚。本來，我不知道她是否能聽懂英文，不過現在我知道了。我對她說：「妳知道嗎？我長途跋涉，從悉尼來到中國，就是為了告訴妳法輪功是好的。妳真的認為我會閉嘴嗎？」
莫妮卡•維斯：他們把我們從天安門廣場帶到了當地的派出所，然後，又用汽車把我們帶到了一個秘密警察的旅館。這是我當時的印象。作為一個德國人，我覺得像是被STASI，也就是東德的秘密警察給抓住了。
亞當•萊寧：這裡看起來像是一個旅館，其實呢，是個中共的公安設施。這裡有審訊用的雙向玻璃，房間裡擠滿了警察，以及一些可能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人。我們在這裡被關了整整一夜，四五十個年輕的警察時刻看守著我們。
林理善：所以把我們放兩個房間，後面那個房間，前面有很長的一張桌子，它後面有五，六個警察坐在那邊。然後靠門，和門旁邊的那個牆都是警察。最多的時候有好幾十個，比我們大概有多兩三倍。然後他們開始審問。審問時他們是一個一個的審問的。然後叫我的那個警察開始問，問題一開始比較正常，你叫甚麼名字，你的地址是甚麼，你是甚麼時候來了？你打算待多久？你為甚麼來了？然後又開始問誰給你錢，哪個政府送你的?
凱•魯貝希克：他們自以為瞭解我們的動機，並努力地想弄清我們到底是怎麼在他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而且打出了橫幅。他們想不到，我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這一切是出自於我們的真心。這不是花錢僱人能做到的事。
阿里漢卓•山托寧，（美國）神經科醫師：我誠實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告訴他們，我來的目地就是要讓中國人知道法輪功的真相，告訴他們這場正在發生的迫害，以及中共政府是如何對待人民的。審訊之後，我在中文的筆錄上簽了字。後來當我坐下時，我開始有些疑惑，自己究竟應不應該簽字。
林理善：他寫完了讓我簽字，我說，首先，這是中文，我看不懂，然後，我也沒有犯甚麼錯。所以我也沒有必要簽甚麼字。另外，你現在那麼多錄像機，你在那邊，我簽字你錄像，你後來說我是認罪呀，或者甚麼的，所以我根本不簽字。
阿里漢卓•山托寧：過了幾分鐘，我走到屋子前面那個領頭的警察那裡，告訴他我想再看看自己到底說了甚麼。如果可能的話，我想看看筆錄裡的記載。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從手中的一疊紙中找到了我的筆錄，拿給我看。我一下就抓過那張紙，把它撕掉了。
約翰•納尼亞：那個警察非常生氣，走上前給他這樣，來了一下子。就是把他的頭猛力地往後推，並用中文對著他又吼又叫。
林理善：然後德國來的Peter站起來說，我們看見你做甚麼，我們會告訴世界你在做甚麼。你再打，我們全世界都知道你。
彼得•里克納格：然後他就放下了那個美國的學員，然後他就把我抓起來，弄到那個牆上，就是很惡劣的一個狀態。他就是問了我一個問題，他問我，「你知道『必死』是甚麼感覺？」我就說，「不知道。」
林理善：那個人被他的領導，可能是610（辦公室的）或者誰，他穿的不是警察的衣服，把他趕走，估計他擔心那個人已經控制不了自己了，再往前走就是像對中國人一樣對待的，他會，就是，把我們這樣子處理。
澤農•多爾尼基：我所交談過的每個警察對現實的認識都是扭曲的。我告訴他們，你們不能獨立地思考；你們也不能說出自己的心裡話。這樣的生活是多麼的可悲！你們得時時監視著自己，沒有自由。更糟的是，你們被利用來破壞自己的傳統文化，而這文化中的智慧本來可以讓你們受益一生。而比這更糟的是，你可能還要被迫告發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傷害他們！可你本不想這樣。你成為一個警察是為了幫助社會，或者是僅僅為了有一個工作。你並不想毆打無辜的人，你不想那樣做。
亞當•萊寧：能感覺到，我們和他們待的時間越久，整個氣氛就越輕鬆。他們也放鬆了下來。其實，在當今中國的局勢下，我擔心的是他們。我覺得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看他們都被逼著幹了些甚麼！本來，我沒有想到這些。可後來，我真的希望我們的請願能夠對他們有所觸動。也許，他們並不太了解法輪功，同時被那些荒謬的謊言所欺騙。他們被逼著做這些壞事。他們其實還是孩子。唉⋯⋯
達芙•娜雷米，林理善的母親：那時我正在主持一個研討會，是大學裡舉辦的一個活動。我記得自己走進會場，對大家說，「很抱歉！我得開著手機，因為我的兒子正被關押在中國的牢獄中，我在等候他被釋放的消息。」所以就這樣我開著手機。等到會議進行了一半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我說了聲「抱歉」，就衝出了會場。從電話中我得知他被釋放了。
旁白：在經歷二十多個小時的磨難之後，這群西方法輪功學員先後被帶到機場，驅逐出境。
林理善：送到飛機上，一直送到我的位置。我坐的那個位置正好是靠走道的（aisle seat），然後警察就站在那邊，我就坐在那邊。他一直等到所有的人上飛機，快要起飛的時候那個警察才離開了，然後關門了。然後所有的飛機上的客人都在看我是甚麼樣的人，挺緊張的那個表情。然後我看前面他們放了China Daily，就是中共的英文報紙，有一篇文章說，有一批法輪功學員，是來到天安門。他們是外地勢力、甚麼反華勢力送來的，給錢的。然後我們很好的對待他們，把他們放在酒店。然後我看我這個下巴是動不了的。Zenon那個一身傷，鼻子都斷了。然後Chris也是，他兩個手指頭好像是斷了。然後肋骨啊，甚麼的，然後又沒有鞋子。我看，哇!真的撒謊有那麼容易的來。
約翰•納尼亞：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挺失敗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使命。在東京轉機的時候，我坐在機場巴士裡，和旁邊的一位來自中國的女士交談起來。我告訴她，「昨天，我在北京，和一些煉法輪功的朋友們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她說：「啊，我也煉法輪功！我聽說了你們的事。你們太棒了！」然後，她哭了起來，最後我也哭了。也就是說，我在回來的飛機上竟然碰到了一個中國學員，並且已經聽說了我們去請願的事。這讓我感覺好受了些，畢竟，消息成功地傳出去了。
旁白：確實，這些西方人的義舉已經傳遍世界，而最受鼓舞的，莫過於那些正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王喆：是這樣，我們的勞教所裡每天晚上必須得開著燈睡，開著門，還有兩個值夜班的。值夜班的沒事，就配個半導體。正好我就在門口，我正好是在上鋪，他就在門口，放的聲音很大。正好播那個新聞，正好讓我聽見了。正好今天就播放北京，整個這一段新聞，就是有36個外國，甚麼，敵對分子，甚麼，法輪功，甚麼，一通批吧。批我沒聽見，我就聽見，你知道，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無形的那種鼓勵，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就說我自己，我沒經歷過這麼多東西，沒經歷過那麼多事情。在這個時候就發現還有同修不顧生死，過來去幫助這些⋯⋯
蘭麗華：有一個女孩經常來到我們的資料點給我們幫忙，幫我們疊疊真相啊，或者我們需要耗材的時候，她就幫我們去買。2001年11月份的一天，她又來到我們的資料點。進資料點，她第一件事馬上就告訴我們說：「你知道嗎，昨天我從電視裡看到說36個西人學員去天安門廣場了。」當時我們的手就都停下來了。我和那個女孩，我非常清楚的記得我們倆當時就哭了。當時不知道說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情吧，你說是感動、感激？也不是。因為我們都是大法弟子，都同修一部大法。我們知道西人學員跟我們一樣，也是想告訴中國人，法輪大法好的這個真相，不希望中國人相信迫害的謊言。
（旁白）在這些西方學員的家鄉，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行動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人們將注意力投向了遙遠的中國，和那裡正在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澤農•多爾尼基接受電視採訪：
主持人：這引起了人們的思考，對吧？
澤農•多爾尼基：沒錯，當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撲面而來的時候，人們能更清醒的認識自己。一件很棒的事是，一位女士製作了一面橫幅，上面寫著：世界需要更多真、善、忍，她把橫幅帶到美國大使館。這事就發生在（我們請願）後的那天晚上。
主持人：你還想再去中國嗎？
澤農•多爾尼基：我非常想。但目前而言，我在國外才可以為中國人做更多的事。
主持人：而不是在天安門被中國警察欺負。
澤農•多爾尼基：是。
主持人：非常感謝你！很高興能與你交談。我們的嘉賓：澤農•多爾尼基。
約翰•納尼亞：我們在，平和地，非常平和地打坐，並舉起一面寫著真、善、忍的橫幅，而這，在當今的中國是被絕對禁止的。看起來，我們像是在抗衡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毫不講理的中共政府。我想，不久，越來越多的人會意識到，法輪功問題不僅僅是中國人的事，而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是跨越民族與國界的，影響著來自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人。
（主持人）十幾年過去了。當年，那三十多位西方人在天安門廣場上將真善忍橫幅高高舉起的一幕，已經永恆地定格在帕琳娜拍下的那張照片中，似乎象徵著在紅色政權的高壓之下，這群修煉人依然寧靜祥和的心境和不言放棄的決心。在那之後的日子裡，還有不少西方人前往天安門為法輪功請願，有時是隻身一人，有時是幾個朋友相約而行。而更多的法輪功學員則是通過各種各樣其它的方式將真實的訊息傳遞給中國民眾。
這一切，是以法輪功學員的巨大付出，甚至是犧牲生命為代價的。
就在那36名西方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展開橫幅的三個月後，2002年的3月5號，一些吉林長春的學員把反映法輪功真實情況的記錄片通過有線電視的信號傳向了幾十萬觀眾，希望百姓有機會瞭解迫害的真相。當天晚上，一場大抓捕開始了，五千多名法輪功學員被抓，遭到了嚴刑拷打，至少有11人被酷刑迫害致死，多人被判處4到20年的重刑。
但是，紅色恐怖無法打壓人們用和平方式表達心聲的決心。在2002到2003年間，包括黑龍江、河北、青海、北京、山東、重慶等十幾個省和直轄市的電視頻道上都先後出現過被插播的法輪功真相。在海外，學員中的計算機專家們成功研發了突破中共網絡封鎖的技術。到現在，每天都有超過一百萬的中國網民使用這種破網軟件，來瀏覽海外不受過濾的真實消息。同時，法輪功學員還創辦了媒體，希望用各種管道向中國和世界報導發生在中國的真實消息。
這一切都出自於一個最單純的願望，就是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瞭解真相，選擇善良，和一個美好的未來，一如當年，我們這個故事的主人翁們所期盼的那樣。
2014年5月美國紐約，在2014年紐約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上。
凱特•芙麗西卡：那時，我們中的很多人都互相不認識，也從來沒有見過面，就那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然後開始面對突如其來的一切，當時的情況簡直太折磨人了，我們每個人都緊張得要命。所以我想，那時候咱們可沒心思坐下來好好聊聊，互相認識認識⋯⋯（眾笑）所以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有機會和大家坐下來聊天。
丹尼爾•尤理奇，（瑞士）攝影師：對我而言，很多人我到今天才認識（眾笑）。可是今天在遊行的時候，我感到我們像是一群曾併肩作戰的老兵又相聚了。當然我們不是，但是感覺像是。說不定我們前生有緣吧！也許吧。今天我就是這種感覺。其實我差點就哭了。
澤農•多爾尼基：我經常想著，能再次回到中國。我甚至不止一次地看到自己走下飛機的情形。而每次我都會跪下來，親吻那裡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