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9)：教育篇(下)-1

更新時間：2019-01-07 23:45:05

【新唐人亞太台 2018 年 08 月 04 日訊】

第十二章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下）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1）從盧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學與教育學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4）淫穢的性教育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鬆對中小學的侵蝕。它採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裡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採用了非常複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於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於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託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衝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複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於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傑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什麼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麼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裡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於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麼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後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1]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複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2]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於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里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鑑（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3]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於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採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於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5]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於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於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麼，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6]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採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並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裡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裡，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裡的孩子們。」[7]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於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製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後，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後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於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後，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範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並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8]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r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9]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10]

進步主義教育直言不諱，要改變學生的人生態度。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師生關係都進行了重新的界定。進步主義教育鼓吹，以學生（或兒童）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個人經驗而不是以書本知識為中心，以活動（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美國保守派雜誌《人事》把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列為「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書」第五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杜威那裡，傳統學校培養學生品德和傳授知識都不重要，他強調的只是（脫離基本知識的）思考「技能」。[11]

從進步主義誕生之初，一些深思遠慮之士就曾經對其進行批評，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瘋狂地教書：門外漢看美國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簡意賅地駁斥了進步主義教育的主要教條。[12]進步主義教育學家把批評者說成「反動派」，用各種方式進行打壓，理屈詞窮時則乾脆視而不見。

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50多年的終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期間，美國學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學校長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培訓或獲得高級學位的。[13]「進步主義教育」也從美國輻射全球。

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不同，杜威既沒有做革命導師的野心，也沒有發動世界革命的狂妄，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學者、教授，但他發起的教育運動卻變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按照盧梭的教育理論，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會變壞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聽任孩子自由發展的教育。

受盧梭思想啟發，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常常把這樣的觀點掛在嘴邊：不要把家長或者老師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讓他長大後自己進行判斷和選擇。英國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曾經精采地反駁這樣的觀點：

（一位友人）認為，在孩子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之前就對他的思想施加影響，是很不應該的。我（詩人本人）帶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園，告訴他這是我的植物園。「這怎麼可能？」他說，「到處都是雜草。」「哦」，我說，「這是因為它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你看，這些雜草自然而然地長出來，假如我讓土壤產生一種向著玫瑰和草莓的偏見，我覺得是極不應該的。」[14]

機智的詩人用類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養的，正如不料理花園只會讓花園雜草叢生，放任兒童就等於把他們交給虎視眈眈的邪惡勢力，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人性中善惡同在，孩子雖然相對成人來說天真單純，但仍然有好逸惡勞、妒嫉、攻擊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說社會是個大染缸，把有著種種魔性的孩子放進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恐怕已經沾染了大量的壞思想和壞習慣，再去管教已經為時太晚。

將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學著作《夏山學校：一種極端的育兒方式》。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了寄宿學校「夏山學校」，招收6~16歲的兒童入學。這所學校的特點是給學生以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也可以選擇不上課；可以選擇上這門課，也可以選擇上那門課。尼爾的教育思想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勁的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的影響，兩人常年保持通信聯繫。學校不僅在學術上，也在道德、紀律、男女關係上持極端的放任、反傳統的觀點。男女生隨便約會、同居，校方視而不見甚至提供方便。尼爾讓員工和學生一起在戶外泳池裸泳，他35歲的繼子在學校教陶藝課，經常帶不同的高年級女生同居。[15]尼爾在書中大言不慚地說，夏山學校每個大一點的學生都知道，他認為一個人不論年齡多大都應該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說，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許，他乾脆就讓男女生混寢。[17]《夏山學校》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僅60年代就銷售了300萬冊以上，幾乎成了所有教師學院學生的必讀「經典」。

中國古語曰：「嚴師出高徒。」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發現，嚴格的老師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對學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響。[18]可悲的是，美國和許多其它西方國家受進步主義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響，立法限制家長和老師管束學生。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的惡習得不到及時糾正，道德水準和學習成績都急速下滑。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傳人類的正統文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後的樞紐作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師的權威地位，降低了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實是反智、反常識、反教育的。

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聲稱，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自己進行探索，得出答案。傳統教科書上的內容是人類幾千年文明的積澱，豈是年幼無知的學生在短時間內能夠探索出來的？這種荒謬的教育思想的真實用意是切斷學生和傳統文化的聯繫。否定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傳承。在這裡魔鬼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魯的《關於教育的七個迷思》分析批駁了七個流傳甚廣的錯誤觀念，包括：（記憶）事實有礙理解；老師主導的教學是消極的；設計和活動是最好的學習法；教知識等於灌輸等。[19]這些迷思大多是進步主義教育遺留下來的，但是經過幾代人的承傳，變得根深蒂固，成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國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國的例子，可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已經貽害全球。

僅以第一個迷思為例。現代美國教育把傳統的重視記誦、練習的教學方式貶低為「機械記憶」、「死記硬背（rote learning）」、「練習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對此每個人都不陌生。盧梭在教育小說《愛彌爾》中率先提出反對記憶和書本學習（verbal lessons）觀點之後，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學家都從不同方向進行發揮和闡述。1955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魯姆分類法」，把人的認知分成從低到高六個層次：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造，其中後三種能力因為涉及到綜合運用，被稱為「高階思維（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備受推崇。我們這裡不擬探討布魯姆分類法本身的優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從該分類法被提出之後，進步主義教育家就以培養「高階思維」為藉口，越發淡化學校裡知識的傳授。

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是綜合創新的基礎，如果沒有相當的知識儲備，所謂「高階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都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布魯姆分類法恰恰為心懷叵測的進步主義教育家、不負責任的教師和懶惰的學生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藉口。

「學生中心」教學法的一層含義是，學生憑著自己的興趣選擇學什麼、不學什麼，老師也應該教學生感興趣的東西。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寓教於樂當然是每個老師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兒童知識尚淺，眼界有限，對於什麼是必須要學的重要內容不具有足夠的判斷力。老師應該擔負起引導學生的責任，使他們不斷超越自己膚淺的興趣和狹隘的視野。一味迎合學生膚淺的興趣，只會造成學生的永久童稚化，這樣的老師是在昧著良心欺騙學生和家長，其實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研究發現，美國社會出現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傾向。美國國家科學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為從約12歲到30歲這段時期，麥克阿瑟基金會甚至走得更遠，試圖論證一個人34歲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體應當負主要責任。

進步主義教育降低教學要求的一個藉口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學大學，不能要求他們達到以前學校的平均水平。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使教育適應民主社會，是要使從前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標準、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摻了水的劣質教育。進步主義宣稱，用更有時代氣息的課程取代沒有用的古典課程，比如希臘語和拉丁語，但結果是大部分學校並沒有引進高質量的與現代生活有關的課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數理化課程、經濟學、現代史等，被進步主義教育青睞的是跟學術無關的駕駛、烹調、美容、事故預防等等。進步主義教育倡導的課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著花哨的外衣，欺騙了不諳世事的學生和對學校、教師、專家心懷敬意的家長。

孤立來看，進步主義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學方法，對於一些學科或某些教學內容而言，不無用處。但聯繫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具體背景和其效果就會發現，進步主義教育是利用一套說辭打擊傳統教育，從而變異教育並最終毀掉教育。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兩名高三學生在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當中，殺死了10名同學、1名老師，造成20多人受傷，兩名學生在和警方對峙互射後自裁。慘劇震驚了美國社會，人們紛紛反思，是什麼造成這兩名學生如此冷血地反社會，竟然對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和老師痛下殺手？

留心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觀察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學校的主要紀律問題是上課遲到、未經允許交談、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為問題，80年代以後，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為、懷孕、自殺、幫派犯罪，甚至是開槍濫射。這種可怕的趨勢令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變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說開出合適的藥方。

美國青少年道德的變異和下滑是共產邪靈利用其人間代理人有意敗壞的結果。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的作者、美國反共運動的先驅施瓦茨博士敏銳地觀察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美國公立學校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21]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竟然成了美國學校的指導思想！

神造了人，同時給人制定了道德規範，並規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保障。共產邪靈敗壞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學校裡強行推廣無神論和進化論。在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共產國家，這種強制方法不難理解。而在美國，進化論也同樣被強制推行。

共產邪靈的代理人在美國打著政教分離的幌子，反對在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只能教「進化論」。公立學校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教育無疑造成信神的人越來越少，人們越來越把進化論當成「科學真理」。

除此以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各地法院以「政教分離」為藉口，把閱讀《聖經》等行為從學校裡驅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話題以外，學生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這種言論就是違憲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學校裡，學生被告知不能在學校使用「聖誕節」一詞，因為裡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亞州的聯邦法院裁定同性戀報紙可以在高中校園裡分發，而宗教報紙不行；在1993年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一個小學音樂教師被禁止教唱聖誕頌歌，據稱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22]

整部教育機器的反神傾向再加上幾十年來「政治正確」之風的影響，美國在教材和考試材料方面的審查苛刻到荒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屬的一個部門參與考試內容的審核。她驚訝地發現，一個著名寓言的寓意原來是「上帝幫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於其中出現了「上帝」一詞，這句話被改寫成：「只要有可能，人們就應該自己努力解決問題。」[23]

美國的公立教育系統一方面以「政教分離」的名義把對神的信仰從學校裡驅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學」的名義，把毫無科學根據、漏洞百出的「進化論」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灌輸給沒有思想準備和抵禦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師的權威，有信仰的家長也常常教導自己的孩子尊敬師長，但被強制灌輸進化論之後，孩子會挑戰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當成一回事，其後果就是學校把孩子從有信仰的父母身邊硬生生地奪走。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學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惡的地方。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本書第五章已經闡述了「政治正確」的實質。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實質是用一套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統的道德標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緩慢進入美國學校。時至今日，在美國的教育系統裡，「政治正確」幾乎已經取得了一統天下的統治地位，在具體實施當中，它表現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於50年代的《高中的洗腦》（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書的作者魯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諾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種歷史教材，發現這些教材把美國歷史說成是富人和窮人、特權階級和無權者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精髓」。這些書鼓吹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全球關懷超越於民族利益之上，最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24]

據報導，明尼蘇達州一個學區2013年採納了一個名為「人人為人人（All for All）」的計劃，把學區的工作重點從教學轉向了「種族平等（racial equity）」。這裡的「平等」指的是種族身分政治，這種意識形態把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欠佳歸因於制度性的種族偏見和歧視，致力於消除「白人的特權」。該計劃要求，所有的教學活動都以種族平等為出發點，只有具有種族平等意識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才會被僱用。該計劃從幼兒園開始實施，10年級英語課的主題是殖民地化，移民、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級的課程大綱宣稱「本學年結束時，（學生）將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25]

加州於2016年7月通過了新的中小學歷史及社會科學大綱，使得原已明顯左傾的大綱更像左派意識形態宣傳冊。原本應該在歷史和社會科學課上教授的內容，如美國立國精神、軍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顯20世紀60年代的反傳統運動，似乎這才是新的美國立國原則。在家庭和性方面，這個大綱非常反傳統。以11年級課程為例，該大綱聲稱自己的重心為「針對種族、民族、宗教、性少數群體和女性的平等權利運動」，其實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筆墨書寫性少數群體，尤其是LGBT群體首度列入歷史課程，成為11年級歷史課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調更傾向於支持「性解放」，如在關於愛滋病的部分裡，該大綱暗示人們對愛滋病的恐懼，引發了「性解放運動」的退潮。[26]性占用了過多篇幅，排擠了其它更值得關注的內容，比如一戰，學生能學到的不是美軍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而是美軍士兵發現歐洲的性觀念大快人心。[27]這個極左大綱充滿對事實的歪曲和偏見，引導學生仇恨自己的國家。這個大綱在加州使用，對全國都帶來負面影響。[28]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還包括一種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輸道德相對主義。

1984年3月，數以百計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參加了美國教育部在包括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匹茲堡等七所城市主辦的「學生權益保護修正案」聽證會。聽證會的證詞多達1,300多頁，保守派思想家菲麗絲‧施拉芙麗（Phillis Schlafly）將這些證詞編輯為《教室內的兒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書，於當年8月出版。

施拉芙麗用「心理治療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來概括聽證會證詞涉及的問題。與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療式教育致力於改變學生的情感與態度，把教學時間用來玩心理遊戲，填寫關於個人問題的問卷，強迫兒童就自殺與謀殺、結婚與離婚、墮胎與領養這類成人問題做出決定。[29]

事實上，這類課程並非為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而設，其目的是通過心理操控改變學生的價值觀。

（1）心理學與教育學

現代教育學的基礎是哲學和心理學。除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以外，對現代美國教育有巨大影響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以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而法蘭克福學派則綜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主張，正如在經濟方面要消除「剩餘價值」，在個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餘壓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張釋放本能、放縱個性，幫助催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深受上述幾個心理學流派影響的國際衛生組織（WHO）第一任總幹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布洛克‧齊碩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每個文明中都存在著一種心理扭曲……它是一種阻礙人們看到和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產生自卑感、內疚和恐懼……能夠產生這些變態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對錯的概念……[這種]人為地強加的自卑、內疚和恐懼，通常被稱為「罪（sin）」……這種情況造成了那麼多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且感到不快樂。……擺脫道德意味著自由觀察、思考和明智的行為……要想使整個種族擺脫嚴重的善惡負擔，精神病學家必須承擔最初的使命。[31]

齊碩姆從錯誤理論出發，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須破除道德和是非對錯的概念，而負責發起這場針對道德的戰役的是精神病學家。不知是否受到齊碩姆的直接啟發，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發明了「澄清價值觀（values clarification）」課程，客觀上起到了破除人類傳統道德和是非觀念的作用。

於是，杜威的道德相對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壓抑學說、齊碩姆的心理學理論，匯成一個反對傳統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毀了美國學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很多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上學的美國人都記得這樣一節課，老師讓學生假想一個情境：沉船之後，幾個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長、幾名兒童、一名懷孕的婦女、一名男同性戀等。由於救生艇超載，必須讓一個人放棄求生的機會。老師讓學生討論讓誰離開救生艇，也就是決定哪一個人應該放棄生命，而老師對討論不做任何評判。

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價值觀」課上常常使用的一個故事。這類課程，除了「澄清價值觀」以外，還有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預防、性教育等。

《為什麼強尼不能分辨對錯》的作者基爾派翠克描述，這類課堂的討論變成了無目的的自由交談，觀點來來回回，卻永遠沒有結論。老師變成了脫口秀主持人，引導學生辯論諸如換妻遊戲、吃人習俗、教兒童手淫之類的問題。這類課程引導學生拋棄在家裡養成的價值觀，卻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思想行為的對錯是純粹主觀的，最終造成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全方位混亂。這樣的課程製造出道德觀念的文盲，學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維爾發現這些課程運用了大量極權國家給人民洗腦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壓力、強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對象孤立起來；③操縱同儕壓力檢驗學生從前（從家庭或者教會繼承）的價值觀；④剝奪個人的正常防禦能力，如矜持、自尊、隱私感或拒絕參與的能力；⑤獎勵對新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接受，這種回報可以表現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壓力，也可能採取其它有形無形的方式。[33]

索維爾指出，這類課程的共同點是鼓勵學生背棄家長和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它們以一種中性的或者說「不加判斷」的方式進行，不尋求區分「對」和「錯」，而是要尋找對個人來說什麼感覺良好；其重心是個人的感覺，而不是社會或理性的規範。[34]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國ABC電視台播放的一個節目使觀眾感到極大不安。一所學校組織學生到殯儀館參觀死者的遺體，而且讓學生觸摸屍體。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預防教育也變得相當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還包括：讓學生寫自己的墓誌銘、設計墓碑、挑選棺材、安排葬禮、寫自己的訃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調查問卷包括這樣的問題：「你願意怎樣死亡？」「你將什麼時候死亡？」「你認識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嗎？」「你上次悼念別人是什麼時候？你是哭了還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獨自一人還是和別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來生嗎？」[36]顯而易見，問題和學習無關，是為了了解學生的人生態度、宗教信仰、性格特點等等，有些問題本身就具有引導性，會對十幾歲的少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說死亡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可是全國出現了多起上過「死亡教育課」的學齡兒童自殺的案例。雖然沒有證據證明自殺與死亡教育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家長有理由懷疑，給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學生講述太多有關死亡、自殺等問題，會使心理脆弱的學生產生絕望感和憂鬱的心理狀態，最終觸發了他們的自殺。

1976年，斯坦福大學的理查德‧布魯姆（Richard Blum）博士進行了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發現上過一個名叫「決定」（Decide）的毒品預防課程的學生反而沒有對比組（即沒有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對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間，斯蒂芬‧儒爾斯（Stephen Jurs）教授進行了一項研究，比較上過「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和沒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吸菸和藥物濫用的情況。他發現，對比組的吸菸和藥物濫用人數或者是保持穩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都沒有達到教育者預期的目標，其真實目的何在呢？這些課程的真實目的也是把孩子變壞。少年兒童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但沒有堅實的道德基礎，新奇的課程內容會引導小孩尋求刺激、走向墮落；同時它們也會把學生變得麻木不仁，讓學生對社會上發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襲擊、道德墮落等現象見怪不怪，對邪惡的容忍度無限制提高，這跟魔鬼用藝術表現暴力、色情、墮落的動機是一樣的。

（4）淫穢的性教育

在東西方的傳統中，「性」在公眾場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神給人定下的道德規範要求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姻之內，其它形式的性行為被視為違背神的誡命的淫邪。這就決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離，在正常社會中不可能是一個公眾話題。傳統社會中，對於不到婚姻年齡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並不需要今天的所謂「性教育」。

現代意義的「性教育」是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首先在社會上大規模推行的，目的是藉此顛覆傳統西方價值觀。1919年，盧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擔任文化部長。他在學校裡開展了一項激進的性教育計劃，以露骨的方式指導青少年「自由性愛」（濫交）。[39]

魔鬼在上世紀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運動顛覆了西方的傳統性道德觀念，一時間性傳播疾病和少女懷孕率飆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們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統中，這種側重於「安全」（防止疾病和懷孕），並且和婚姻無關的「性」教育從一開始就和性道德脫離，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盧卡奇式「性教育」的軌跡，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亂性、同性戀等觀念以「常識」和「科學」的名義灌輸給年輕學生，讓下一代在完全背離神的路上「自由」放縱。這些名目繁多、從小學開始的「性教育」已經系統地扭轉了神留給人的性價值觀，包括家庭、責任、愛、貞潔、羞恥感、自我控制、忠誠等。

在具體操作中，杜威的「在實踐中學習」進步主義教育理念恰好成為魔鬼的趁手工具。「專注於孩子」（Focus on Kids），一個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大力推廣的「性教育」課程，推薦教師在學生團隊之間舉辦「避孕套比賽」：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將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並將其取下，看哪個團隊首先完成。[40]

根據「你應該驕傲！負責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個疾病控制中心認可、由「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個性教育組織大規模推廣的教程，學生要進行角色扮演：兩名女生一起開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為」。「學生主導的學習」──另一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師被告知讓孩子們「腦力激盪討論（性伴侶）親密接近的方式」。對此討論話題，教程中建議了各種肉體接觸和刺激慾望的方式。[41]對大多數心底還保留點傳統倫理的人來說，很難區分這種課程到底是教育還是兒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廣者「計劃生育聯盟」組織是美國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個國家有分會。該組織也是激進的「墮胎權」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國避孕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創立者瑪格麗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憧憬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並前去「朝拜」。她是「性愛自由」（亂性）運動的強烈擁護者，在首次發生婚外情之後，她感嘆「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張女性擁有「成為未婚媽媽的權利」，甚至寫信鼓勵自己16歲的外孫女亂性，還說做愛「每天三次比較恰當」。她創立避孕立法組織正是基於自己淫蕩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該組織推出的現代性教育教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共產邪靈主導的「性愛自由」理念的烙印。

《這完全正常！》是一本銷量百萬、被翻譯成30種語言、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書用上百張全彩的裸體卡通圖文並茂描述了自慰以及兩性和同性之間的各種正常、非正常性行為的動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種避孕措施和墮胎。作者宣稱「孩子有權知道」所有這些信息。[42]該書的主題是，各種性行為都是「完全正常」的選項，不做任何道德評判。

一本廣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訴孩子，有些宗教認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決定這些信息對你來說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是非對錯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國公立學校基本上有兩大類性教育課程，一類是前面敘述的主要性教育組織大力推動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類是節制慾望教育（不談避孕話題），鼓勵學生節制慾望，將性行為延遲到結婚。

不可否認，社會道德，尤其是性觀念普遍變異；對神的信仰式微；媒體、互聯網上色情資訊氾濫，無一不在拖著孩子滑向墮落的深淵。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導教育界的情況下，大多數奉行「價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學校不願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誡命作為根本來教育孩子是非對錯。即使節制慾望教育也只能從未成年人生理心智發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懷孕對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貞潔對於未來婚姻關係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勸說，當然效果也會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個熱門話題。社會各界的討論都圍繞「安全」這一主題，專注於降低少女懷孕、性傳播疾病這兩大指標。然而學校裡公開教授少年兒童「性知識」本身必然導致和婚姻分離的「性」，違背傳統的性道德。但即使這兩大指標因此下降為零，就真的「安全」了嗎？性觀念比美國更加「開放」的歐洲，確實通過「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懷孕率低於美國。有人對此高興，有人對此憂慮。不論哪種結局，魔鬼都達到了敗壞人類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個新的教條在美國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就是所謂「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眾而產生的自信和尊嚴感。但是美國學校倡導的自尊卻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設計：以自尊為名降低難度》中描述了目前學校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們關注自己的分數，而不是關注自己到底學到了什麼和付出了多少。為了迎合學生的分數要求，教師們不得不降低教學要求和考試的難度，但這只會讓不努力的學生更加不努力學習。作者的同事們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甚至認為學校如同子宮一樣，是一個隔絕外界的所在，以便學生獲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發展。所有的關注點都是學生的「自我感覺」，只是照顧學生的情緒。[44]

正如很多論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條混淆了原因和結果──自尊是努力的結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感覺良好而成功，而是因為成功而感覺良好。

這種錯誤的「自尊」觀念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心理治療式教育的副產品，其後果是培養了大批具有「權利意識」的「受害者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年輕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語言刻畫出這種常見的心態：「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沒有人或事可以阻擋我。」[45]

美國教育以貌似充滿溫情與關愛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觀念和自我中心主義，培養出不講道德、不負責任、只關心自我感覺而不考慮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輕一代，已經對社會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

[1] A Nation at Risk, https://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

[2] 同上。

[3]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enguin, 2008), Chapter One.

[4] John Taylor Gatto, Dumbing Us Dow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Gabriola Island, BC, Cand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12.

[5] Charles J. Sykes, 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n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 Write, or Ad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5), 148-9.

[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4.

[7] Charlotte Thomson Iserbyt, The Deliberat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A Chronological Paper Trail (Ravenna, Ohio: Conscience Press, 1999), xvii.

[8]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invisibleserfscollar.com, 2013), 48.

[9]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9.

[10]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5-46.

[11] “Ten Most Harmful Book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Human Events, May 31, 2005, http://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12] Mortimer Smith, 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49). 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參看Arthu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The Retreat from Learning in Our Public Schools, 2nd ed.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1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Florissant, Missouri: Liberty Bell Press, 1964), 99.

[14] I. L. Kandel, “Prejudice the Garden toward Ros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8, No. 1 (Winter 1938-1939), 77.

[15] Christopher Turner, “A Conversation about Happiness, Review – A Childhood at Summerhill,”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r/28/conversation-happiness-summerhill-school-review-mikey-cuddihy.

[16]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Chapter 3.

[17]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Chapter 7.

[18] Joanne Lipman, “Why Tough Teachers Get Good Resul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ough-teachers-get-good-results-1380323772.

[19] Daisy Christodoulou, Seven Myths about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20] Diane West, The Death of the Grown-Up: How America’s 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1-2.

[21]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back cover.

[22] John Taylor Gatto, The Underground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choolteacher’s Intim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blem of Modern Schooling (The Odysseus Group, 2000), Chapter 14.

[23] Diane Ravitch, “Education after the Culture Wars,” Dædalus 131, no. 3 (Summer 2002), 5-21.

[24] Steven Jacobson, Mi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5), https://archive.org/details/pdfy-6IKtdfWsaYpENGlz, page 16.

[25] Katherine Kersten, “Inside a Public School Social Justice Factory,”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inside-a-public-school-social-justice-factory/article/2011402.

[26] History Social-Science Framework (Adopted by th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July 2016, Published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cramento, 2017), https://www.cde.ca.gov/ci/hs/cf/documents/hssfwchapter16.pdf, p. 431.

[27] 同上，頁391。

[28] Stanley Kurtz, “Will California’s Leftist K-12 Curriculum Go National?” National Review, June 1, 201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will-californias-leftist-k-12-curriculum-go-national/.

[29] Phyllis Schlafly, ed.,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Alton, Illinois: Pere Marquette Press, 1984), 13.

[3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35.

[31] Quoted from B. K. Eakman, Clo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radicating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Lafayette, Louisiana: Hunt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98), 109.

[32]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6-17.

[33]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6.

[34]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Chapter 3.

[35] “Death in the Classroom,” 20/20, ABC Network, September 21, 1990. Available a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iY6Fz6Few.

[3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8.

[37]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2.

[38]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45.

[39] “We Teach Children Sex… Then Wonder Why They Have It,” Daily Mail, August 1, 2004,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312383/We-teach-children-sex–wonder-it.html.

[40] “Focus on Youth with ImPACT: Participant’s Manua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effectiveinterventions.cdc.gov/docs/default-source/foy-implementation-materials/FOY_Participant_Manual.pdf?sfvrsn=0.

[41] Robert Rector, “When Sex Ed Becomes Porn 1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27th, 2003, https://www.heritage.org/education/commentary/when-sex-ed-becomes-porn-101.

[42] Rebecca Hersher, “It May Be ‘Perfectly Normal’, But It’s Also Frequently Bann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September 21,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9/21/350366435/it-may-be-perfectly-normal-but-its-also-frequently-banned.

[43]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53.

[44]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1-3.

[45]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17.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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