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 民變引發官變-中國政治變革的路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發言之一)

【新唐人2011年5月22日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穎，辛勤採訪報導）在辛亥革命百年来临之际，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主辦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美國費城舉辦，來自世界各地的四十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

研讨会分为四个主题展开发言和讨论。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先生；原天津经贸委主任、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炜先生；美国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辉先生，和独立学者顾建中先生分別做了主题演讲。與會者進行了熱烈的評論和討論。下面是吳國光先生的主題發言。

《民變引發官變-淺談中國政治變革的路徑》

非常感謝李進進會長和王書君秘書長的盛情邀請，感謝他們組織這麼一個研討會，我覺得非常及時，非常有意義。特別是很高興見到很多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今天我想談的題目，是中國政治變革的路徑。為什麼談這個題目呢？我們知道，辛亥革命就是尋求中國的政治制度變革，它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帝制，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共和國。我們也知道，胡耀邦、趙紫陽，他們也是因為尋求政治變革，被剛才李進進會長講到的這個共產黨的絞肉機，排擠出來，下了台。政治變革這個事情，我喜歡用一個詞，說它是中國的一道窄門。那麼中國現在呢，經濟越來越發展，國力越來越增強，這個體格越來越胖了，過窄門就比以前更難了。從辛亥到現在一百年，胡耀邦去世已經二十二年，趙紫陽去世也這麼多年了，中國一直還沒有能夠實現憲政民主。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我們這裡這些人，從二十幾歲開始追求憲政民主，現在我們這一代人也差不多過去了，那麼還能不能看到希望呢？能有什麼樣的希望呢？中國能不能走上政治變革的道路實現自由民主呢？會走一個什麼樣的道路？中國如果會出現政治變化，會是什麼樣的道路？我想結合對於辛亥的回顧，對於胡、趙影響的這樣一個檢視，講幾點想法。

第一點想法，是關於在中國現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麼會出現政治變革？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出現政治變革？如果有政治變革的話，會從哪裡開始？根據胡、趙的經驗，很多人把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內出現新的改革派領袖上。這個，其實呢，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顯示了，在二十二年前，中國的從上到下推動政治變化這樣一個希望，已經破滅了。只不過是呢，人們的認識滯後很長時間，所以我們很久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現在還有人寄希望於溫家寶也好，或者是下一代的習近平也好，我的看法是，這個希望都是沒有根據的。

中國出現政治變革的原因，不在於中國共產黨內再次出現改革派的領導人，而在於中國現行模式的失敗。中國的現行模式，在世界上現在是很受追捧，特別是西方各國的資本家、西方各國的政府，他們在追捧。中國當局當然更是不斷自我吹捧，自吹這個所謂盛世。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二零零九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慶典，都是這樣一個調子。但是，我們看到，中國現在的這樣一套制度，這樣一種遊戲規則，這樣一個發展模式，使這個民族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剛才李進進會長特別強調了良知、道德的代價，那麼當然還有環境的代價，資源的代價，還有社會代價，包括高度的貧富分化。這個還有很多很多的代價，不僅僅是貧富分化。比如說，社會越來越缺少縱向的Mobility，底層的人越來越沒有希望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在中國的“兩會”上，竟然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居然公然講農村人就不要上大學了。幸虧我生在五十年前，要不然的話也沒機會上大學了。

這樣一種模式呢，我前兩年這樣概括過，講它是“兩個不惜代價”，一個是不惜代價發展經濟，再一個就是不惜代價維護穩定。那麼，實際上就是說，要用對於所有這些代價的這個巨大消耗，來使中國國力增強，來維護現在這樣一個專制制度的合法性。這種增長模式，在最初的時候，大家還不太感覺到它的代價，那麼現在這個代價就越來越顯現出來了。中國的土地問題、拆遷問題，就是一個表現，越來越造成民眾的不滿。還有環境問題，這還不光是空氣污染了。比如說像去年甘肅的這個泥石流，它發生之後，當時中國有關部門就在全國做了地質調查，發現有可能發生這種災難的隱患的地方有幾十萬。那麼為甚麼會有這些隱患呢，調查發現，很多都是由於不惜代價的進行經濟開發所造成的。像這樣的情況，都是直接地危害民眾生命財產的起碼安全的。這些東西呢，我的看法就是，帶來的就是老百姓越來越不滿意。經濟雖然發展了，整個的綜合國力也在不斷增強，但是中國大多數的民眾要承擔這種繁榮所付出的代價。

這個不滿意現在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就是－－中國有一種事情，叫做“群體性事件”。我對中國共產黨創造詞彙來掩蓋事情本質的這種能力，還是有些佩服的。不過我還是喜歡用一個傳統的詞，這個詞更能顯示這些事件的本質。這個傳統的詞叫「民變」，就是老百姓發生了嘩變、要搞搞事情。現在這個不滿意就導致民變不斷發生、到處出現。我們看到，持續民變也是辛亥革命發生的背景。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就不斷出現民變，包括像保路運動這樣的大規模的民變，那麼最後是發生兵變，就是辛亥革命了，在武昌首義。我們也看到，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改革時代的這個改革的成功，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也是有很多民變。安徽小崗村的這個事情，也可以說是民變，那也是老百姓不願按照政府過去所設定的這個遊戲規則玩下去了，他們要採用另外一個規則，就是包產到戶。那麼一九七零年代末期的“四五運動”，那當然更是民變。還有這個“民主牆”，也是民變。甚至包括像當時大規模的知青返城，這些事情呢都是民變。就是說，老百姓對於政府強制要他們玩的現在這個遊戲規則，對於他們所處的這個狀態，非常不滿意，因此採取行動，要求改變，這就是我所講的民變。

那麼，我們看到呢，只有民變才能促進政治制度的變化。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民變，最終導致了武昌兵變，發生了辛亥革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系列民變，就給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內推動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創造了社會條件。那麼，現在這個原有的這套制度，原有的這種發展模式，已經越來越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它其實是在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等種種問題。在這麼一種情況下，這個政權你解決不了、解決不好這些問題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民變。這就是說，中國的希望在於老百姓身上，在於他們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在現行模式下是被剝奪、被剝削、被壓迫的，所以他們要求變革目前這樣一套遊戲規則。這樣的民變，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這將導致中國必然出現政治變革。這就是我今天要講 的第一個看法。

民變一旦出現，那麼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景象呢？那就是我要講的第二點。這主要關乎菁英對於民變的態度。我們看到，他們最常採用的就是鎮壓。辛亥革命之前，我們看到的有像黃花崗這種鎮壓，七十多名烈士在那裏犧牲了。我剛才講到一九七零年代末期也出現了民變，當時也是首先鎮壓，“四五”天安門運動也被鎮壓下去。一九八零年代的末期，民變到了最高潮，要求政治制度變革，那就是我們最痛心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鎮壓。用鎮壓來抗拒民變，來保持現有制度，來維護現有政權，來延續現行模式和現行規則，這是當權者的本能反應。現在我們看到，隨著阿拉伯革命的衝擊波開始在中國小小地體現出來－－這個實際上在當權者之中的體現比在民間的體現更大。你看當局的那個非同尋常的緊張，那是阿拉伯革命衝擊中國的最大的體現－－當局就開始了最近一系列的抓捕行動，一直到一個月以前把艾未未逮捕。這都顯示了鎮壓的這樣一個思路。

鎮壓也許能夠對付某個民變事件，但是，鎮壓並不能夠解決引起民變的那些問題。即使對當局來說，鎮壓也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要想解決問題呢，那麼，菁英中有一些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可能就會對於民變採取另外一種態度。這就是順應民變、順應老百姓的意願的態度，甚至自上而下地拋開當前這套遊戲規則，採取變革的措施。我們看到，胡耀邦對“民主牆”的態度，就是一個例子，他對“民主牆”是同情和支持的。前幾個星期，我剛看了一本書稿，是「趙紫陽四川改革紀事」。這是當時在四川的一個文革當中的大學生領袖蔡文彬編的。蔡後來當了四川省革委會的副主任，趙紫陽在一九七五年到四川主政以後，和他有合作，那麼到後來呢他被當作“三種人”清理，這個是趙紫陽離開四川以後了。他採訪了和組織了幾十位當年參與四川早期改革的人，紀述了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趙紫陽在四川推行改革的一些試驗。我看這個書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趙紫陽沒什麼其他的高招，他就是順應民意。老百姓說吃不上飯，他就說那這個事是最大的事情，要解決這個事。我看到一個細節說，當時外貿方面收購茶葉，外貿那時是獨家攏斷的，農民去送茶葉，這個外貿就壓價，農民非常不滿意，有一個工作隊員反映到省委的會議上來，趙紫陽當場就說，你們回去告訴農民，如果外貿再壓價，你拿扁擔打他們。一個省委書記可以說出這種話來，這是支持民變、鼓動民變啊！老百姓你不滿意，你乾脆拿起扁擔去揍那些外貿人員不就完了嗎？一個省委書記能說出這種話來，可見他就是尊重民眾的權利，順應民眾的意願。我們看到，中國農村改革的順利成功，就是對於安徽小崗村這樣的包產到戶，當地幹部採取了順應的態度，開始是裝著看不見，實際上是容忍默許，然後呢進一步開始鼓勵，就是這麼一個態度。

那麼，如果這種情況出現，那就會出現改革。但是呢，這種明智的態度在精英中往往並不多見。他們寧願採取鎮壓的辦法，而鎮壓呢，開始也比較容易成功，成效甚至比較明顯。而事情的另一個方面就是：鎮壓並不能解決那些導致民變問題，所以，儘管你去鎮壓，民變還是有增無已。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當局一直在強化鎮壓，但是民變是在不斷增加而並沒有減緩。這種情況下，精英總體上不肯順應民意，那往往會有個別精英人物看到了民意，要順應民意，這就是很常見的一種情況了，這個就導致出現菁英的分裂。

為什麼菁英會分裂呢？統治者怎麼會分裂呢？就是因為民變的增加，使得精英中有些人認識到，過去的這套玩法越來越玩不下去。這裡面，民眾不滿的程度、民變的持續高漲，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就像我現在在這裏講話，如果你們現在有人起來舉手說：哎呀，你講的不好，你下去好了。如果就你這麼一個人嚷嚷，我就說：Shut up，你坐下，我還要續繼講。這就甚麼都沒變。台上的人也都會說：那個人你幹麼的，你不要講，你不要鬧。那麼，如果現在你們不斷的有人站起來這麼講，那麼台上這些人里，也就會友人說了，這個搞法不行的，你吳國光算了吧，你一邊待了去吧，你這個弄法根本就不行的。這就是說，民間的壓力要到很大的程度，纔會促發精英內部開始有人反省目前這套搞法，纔會迫使精英內一些人不再迷信鎮壓的成效，纔會導致菁英的分裂。這也是民眾教育這些統治者的一個過程。

當然，菁英內部的分裂呢，也不一定總是出現有民主理念的人，也不一定要是有改革或者政治變革理念的人。他可能是野心家，是機會主義者。就像剛才說的，你們現在反對我在這裡講，那他本來就想講呢，逮着這個機會就把我掀到一邊去了，他自己取而代之。這個並不可怕，他也同樣有利於促成政治變革。這樣的野心家、機會主義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袁世凱嘛。辛亥革命如果沒有袁世凱的話，也不會很快成功的，對吧？因為袁世凱率兵從北京來了以後，就在那裏屯兵不進，在那邊觀望，那辛亥革命就比較容易成功了。袁世凱是野心家，是機會主義者，但並不妨礙他對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幾乎是其他人沒有辦法代替的正面作用。

我認為，就中國目前狀況來說呢，如果說，一九八九年以後，大約一直到二零零九年，有這麼二十年，中國統治菁英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不管內部如何為了分贓而鬥來鬥去，但是鬥而不破，有一個基本底線，那麼現在呢，以二零一零年為標誌，這個共識開始破裂。當然我們不能誇大這種破裂，但是破裂的種種跡象開始出現。大家現在很喜歡談薄熙來，這個薄熙來實際上就是菁英共識出現破裂的一個標誌。他知道，按你現在玩的這個遊戲規則的話，就他個人來講，正常來說得不到什麼更大的好處了。那他怎麼辦呢？北京一些朋友對薄熙來的評價是，說他一隻眼睛盯著常委，另外一隻眼睛是盯著另外的東西。他們沒有把這個話挑明，我的解讀呢，就是說，薄熙來一隻眼睛盯的是在現行體制內再上層樓，他要爭得中共十八大上位政治局常委，這是他的一手遊戲；而他也還有另外一手準備，那就是說，如果共產黨不行了，那麼他可能政治前途更好，他這套populistic 的作為，使他有力量來動員很大一部分人支持他，那麼他可以成為共產黨之後的中國的普京。就是著眼體制內的這一塊，薄熙來的玩法也和目前這套遊戲規則不完全一樣。

如果說薄熙來是在往左的方向來突破現行的精英共識，那麼，溫家寶呢，雖然我對他談政治改革的那些言論很不以為然，但是呢，坦白講，我也承認，這也是對一九八九年到二零零九年以來的這個政治菁英的共識試圖做出一個突破。他是往所謂右的方向尋求突破。和薄熙來一樣，溫家寶也是訴諸一部分民意。薄熙來看到的民意是懷念老毛，溫家寶看到的民意是要求政治改革。他那些關於政治改革的講話，至少意味著，他明白，不搞政治改革，光靠目前這一套，那是走不通的。反正你不要說我沒講政治改革，我知道現在這套東西如果不搞政治改革是走不下去的，沒有搞那不是我的問題，我搞不了，是吧？那我先把話說在這個地方。

我不想誇大無論是薄熙來還是溫家寶對現行菁英共識的挑戰。但是呢，這個和五年以前、十年以前相比，那情況還是變化了。這個變化就是說，這個菁英的裂變已經在開始了。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裂變呢？我認為，這就是過去十幾年民變在不斷增加所造成的一個結果。這個東西，我把它叫作：民變促發官變。

在實現政治變革的過程中，菁英的分裂，也就是所謂「官變」，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菁英他們掌握了政治權力，掌握了經濟資源，掌握了話語權力。如果沒有菁英的分裂，完全從底層上來的民變，要撼動現行體制，那是很困難的。但是，民變一定會促進官變。如果還沒促進的話，那是民變還不夠，民變到一定程度一定會促進官變。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

現在我要講第三點：出現了這些變化之後，那麼會怎麼樣呢？我們接著說精英裂變，那麼，隨著形勢發展，現在精英中就有人要跳船了。越聰明的菁英，跳船跳得越早。當然，開始的時候，有些聰明的菁英是一隻腳跳下船，另一隻腳還在船上，腳踏兩隻船。從政治變革的角度來說，這種跳船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對，歡迎跳船。菁英跳船越多，那它那個船就越會沉下去。可以說，菁英跳船不僅使得民變促進官變發展到政治變革的一個根本轉折點，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它使得轉折之後的形勢變得比較容易樂觀起來。我們知道，在中國，過去的二、三十年，特別是最近二十年吧，對革命有一種擔憂。就是說，中國就是共產黨壟斷一切，如果現在這套制度垮了台，誰來替代啊？很多民眾有這種擔心。實際上這個擔心是不必要的，原因就在於，這個變革過程中，必然出現原有統治精英跳船的現象，而這就為共產黨之後的施政做了準備。

我們應該看到，那些現制度內的、現在正在統治中國的菁英，其中很多年輕一代，正在等待這個機會呢。年輕一輩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們，他們那個時候會有更好的機會。比如說，現在四十來歳的在中國做到了比如說市委書記的朋友們，我就講，按照現行這個遊戲規則，你覺得你在中國有多大的希望做到總理呢？現在那一套做法，你要去撈錢、買官，巴結上司，還不知道你這個上司明天會不會垮台，你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會出漏子，總之這個機率是非常之低的，恐怕比那個買彩票中獎的機率高不了多少。但是，如果中國發生民變呢，你跳船，你投機，那你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機率就高多了。對，誰第一個跳船，誰第一個投機，誰的機率就最高。你越是有基層治理的經驗，你的機率就越高。不要說他們是野心家，說這是在鼓勵這種野心家；政治從來不討厭野心家的，問題在於政治家按照甚麼規則去實現他們的野心。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則就是，你不是有野心嗎，你不用去巴結上司，你也不用去搞別人，你要去爭選票，你要拍老百姓的馬屁你的野心就可以實現了，那麼基本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子。

所以，變局一旦出現，那些人本來都等著呢，就會起來和民眾一起，推翻他們的那些不肯跳船、堅持共產黨專政的上司，要上位呢。他們一旦跳船，就不再是共產黨官員，他們就必須迎合民意。這是問題的關鍵。遊戲規則改變了－－所謂制度，就是遊戲規則；遊戲規則改變了，就是制度改變了。在新的制度下，昨天的共產黨官員，政治裂變過程中的這些野心家，就開始望老百姓那裡看。借助他們的治理經驗，制度變革之後的中國政局也會相對比較平穩。對於中國的政治變革的一個基本路徑，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當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不可能一點亂子都不出的。有點兒亂子並不可怕。其實不必要害怕混亂，甚至也不要害怕軍事政變。我當然不是講中國有軍事政變的可能，中國政變的可能性相對是比較低的。我舉一個例子，這個是大家讀關於民主化的書都耳熟能詳的一個例子。全世界第三波的民主化，是一九七四年從葡萄牙開始的。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號，半夜十二點二十五分，葡萄牙各個電台播出一首歌曲，這個歌曲就是葡萄牙軍隊發動政變的信號。那麼，葡萄牙軍隊馬上就佔領了重要的部門，從郵局到報社到電台到政府部門，就發動這樣一個政變。到了天明，第二天上午，民眾就上街了，上街是擁護軍人政變，要求專制者下台。然後，到了下午，專制者就下台了，第二天專制者就飛走了，流亡了，葡萄牙三十多年的專制政權就這樣結束了。

當然，接下來是十八個月的混亂。在這十八個月當中，葡萄牙換了六任政府。我預見，中國如果一旦發生這樣的深刻政治變革，也會出現可能五年內換十個政府這樣一種現象。這沒甚麼可怕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個了，因為共產黨現行的這套東西欠中國人的帳太多了。它欠了中國人這麼多帳，可現在這套制度下誰都不敢起來要帳，共產黨在這裡按著，你要帳共產黨鎮壓你啊。民變就是要賬。等那一天你民變成功了，那麼新的民主政府上台，中國老百姓就天天上街示威，要求還帳啊，還帳啊！這個帳是共產黨政府欠下來的，但是新政府是要還的，因為政府是有連續性的，不能說我是新政府他是共產黨政府，他那個事我不管，你找他去，這個不是負責任的政府，連共產黨簽的國際條約你都要承認的。這種情況下，就是說，每個民主政府在民眾壓力下都會努力去還帳，但是這個帳太大了，不是很容易還上的，所以一個政府上台搞了三個月、半年，可能只還了百分之一、至多百分之五的帳。老百姓不滿意，那個時候他們不滿意可就能隨時給政府施加壓力了。壓力太大，這個政府下台了，然後第二個政府上來，又是三個月或者半年，非常努力，又還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帳，但是老百姓還不買帳，只好又下台了。經過五年的幾屆政府的這種努力，十個政府可能還掉了百分之三十、四十的帳，老百姓說可以容忍了吧，下面慢慢來吧，然後這個中國就穩定下來了。

如果是這個情況，我要說，不要害怕這五年的混亂，因為這五年不是無政府的混亂，這五年只是民眾充分表達他們的意願，使得新政府不得不按照民眾的要求去進行下一步的施政。這個前景並不可怕。可怕不在革命，可怕不在民變，可怕不在老百姓上街。可怕在於這些東西都在維持穩定的名義下不斷被鎮壓下去，現在這個模式持續進行，那它就會給中華民族帶來更大的危機了。

時間差不多了，我本來還想講兩點，現在就簡單提一下。一個是為什麼大家對革命有這樣一個誤解呢。你看今年反省辛亥革命，我們在國內的所謂自由派的戰友，基本上都是對辛亥革命持否定態度的。我們知道，過去的這二十年，對革命有一個污名化的這麼一個東西。在這一點上，我要對於國內自由派的朋友做一點批評。我覺得，這個思維還是八十年代改革派思維的一個延續。他們沒有看到，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的下場，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悲劇結局，已經顯示這個思路在現在的共產黨這個體制下是走不通的。一九八九年這麼大的一個事變，對中國和世界有巨大的衝擊，特別是一九九二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做了重大的調整，和國際資本相結合，來發展中國經濟，這樣一個模式，我們沒有對這些發展變化做出深刻的反思，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的這樣一個思維上。這一點是我最不贊成的，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來比較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

再一個，我想激起大家爭論的，可能是給我做評論的朋友會批評的，就是，這麼說吧，我是比較尊重「毛派」的。我對所謂的新左派非常不以為然，新左派算什麼左派？但是我對民間「毛派」的力量抱持同情的態度。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對現制度有批判。不管他們要求的是什麼東西，只要他們是對現制度的這套規則不滿意，要求改變，我覺得這就是正面的力量。改變了之後，至於將來中國老百姓一旦有了選擇的機會，他究竟是要「毛派」的東西呢，還是要另外的東西呢？這個總得讓老百姓有個選擇的機會。我剛才講了葡萄牙的例子。其實，葡萄牙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政變成功以後，在那十八個月當中，各派政治力量都有，從列寧主義政黨到法西斯主義政黨都出來了。這沒有關係，這才是政治自由的狀態，最後是民眾去選擇，那就是政治民主。如果中國老百姓最後通過民主投票還會選擇「毛派」的話，那也就說明「毛派」的力量在中國比自由派有說服力。當然我是不相信這一點的。我相信，如果自由民主的力量能夠充分地照應民眾基本權利的話，未來的有了自由選擇權的中國民眾就不會這樣喜歡毛的那一套了。現在的問題是民眾沒有這個選擇權，重要的問題在於爭取這個。時間的關係，非常膚淺地討論到這裡，歡迎大家、特別是幾位做評論的朋友批評。謝謝。（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聽打：童龍 陳韻蓮 清德 楊亞倫

校訂：吳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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