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良心「被失蹤」兩年餘 滕彪撰文「追尋高智晟」

人們關注「名人」時 幾人記得高智晟？(資料畫面)

【新唐人亞太台 2019 年 09 月 02 日訊】「中國良心」高智晟律師，最近一次被中共當局強迫失蹤，已兩年多，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中國維權律師、紐約大學訪問學者滕彪，8月2日發文「追尋高智晟」。

以下為全文：

2004年12月30日，我在互聯網上讀到一封關於法輪功問題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當時對法輪功的大規模迫害已五年之久，但國人對此問題噤若寒蟬，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一個律師為此公開呼籲，必定冒著極大的風險，需要非凡的勇氣。我因此記住了這個律師的名字：高智晟。

當時維權運動剛剛起步，活躍的維權律師全國加起來不到二十人，我急切地想要認識高律師。不過當時那封公開信的風險難以評估，他隨時可能被捕入獄。好在沒過幾個星期，我們就見了面。他身材魁梧，紅光滿面，目光炯炯有神，講起話來親切、幽默，常常在交談中發出響亮的大笑。他待人和善，對專制暴行和種種社會不公卻嫉惡如仇。他會模仿劉寶瑞講“珍珠翡翠白玉湯”（傳統相聲中的單口名段），惟妙惟肖。有段時間他學電視劇中的人物，管我叫“彪、彪、彪哥”，逗得大家樂不可支。我和他相見恨晚，而且很快就有開始了各類維權案件的合作。

先是蔡卓華案。這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見識高智晟律師的風采。蔡卓華是北京一個家庭教會的牧師，這家教會緊挨著中共中央黨校。因為印刷大量聖經，蔡卓華和他的妻子蕭雲飛、妻的哥哥嫂嫂共四人以“非法經營罪”被捕。我們組織了八個人的辯護團，除了我和高智晟律師外，還有範亞峰、張星水、金曉光律師，另外三人許志永、陳永苗、王怡因為手續問題被拒絕參與辯護。因為法庭無理拒絕蔡卓華的媽媽旁聽，高智晟對法官大加斥責。之後的辯護過程，也充分展現了高律師的專業技能和辯護技巧。整個庭審不像是檢察院對被告人的控訴，更像是辯護團對法官、檢察官和司法不公的控訴。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家庭教會，此後我和他經常在北京幾家家庭教會參加主日活動，他後來受洗成了基督徒。

之後我們一起介入當時極受國際社會關注的陝北石油案。當時此案的代理律師之一朱久虎被抓，關在陝西榆林靖邊看守所，我和高智晟、李和平、許志永前去交涉，出來後在看守所門口照相後離開。沒走多遠，十多名持槍武警氣勢洶洶地跑過來，質問我們為什麼拍照片。他們估計這陣勢能把我們嚇唬住，但我們四人都是久經沙場的老戰士了，毫無畏懼地和他們據理力爭，弄得他們灰頭土臉。事後老高跟我們感慨：“對付四個西裝革履的律師尚用如此手段，可以想見當地人民哪裡會有什麼安全感？”

後來我和高智晟順路去他在佳縣的老家。我永遠也忘不了住在他家窯洞、蹲在院子裡吃油潑面的感覺，忘不了他的沉默寡言的哥哥，忘不了窯洞周圍那乾旱、貧瘠的黃土地。高智晟就是從這樣貧窮困頓、看不到希望的中國農村走出來，他的維權、抗爭，也蘊含著對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這體現在他的很多文字、尤其是他悼念母親的《我的平民母親》一文中。

高智晟的人生路艱辛坎坷。11歲時，父親去世，16歲時考取重點高中，卻因家貧而中斷學業。在31歲成為律師之前，他上山采藥、離家打工、下煤窯挖煤、當兵、賣菜、在水泥廠當工人，受盡人間疾苦，深刻感受到中國社會的不公不義。成為一名律師後，他為自己立下規矩：三分之一案件，都為窮人弱勢免費打官司。他說：“我的出身很窮，我知道窮人的感情，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麼。……我不會把幫助別人看成是對別人的施捨。我的目光很長遠，我要用我的這一輩子拯救我的下一輩子！”他經歷坎坷、閱人無數、正直勇猛，又有了“法律武器”，仗義疏財、打抱不平，常被稱為中國的“良心律師”。高智晟成為中國維權運動的先行者和最有標誌性的人物，似乎是冥冥中的必然。

2005年10月到12月，他三次給胡錦濤、溫家寶寫公開信，揭露當局對法輪功學員的系統性酷刑，這讓我們更加擔憂他的安全。這場巨大的人權災難，人們選擇不看，不說，不問。但高智晟冒著巨大風險到各地去調查採訪法輪功學員，為他們維權。

他的律師事務所首先遭到北京司法局的整肅，然後從2005年10月開始，他的人身自由就被無理限制，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二十名左右的便衣、開始寸步不離地跟蹤他，每天十多輛車在他家周圍進行監視。對這些在寒冷的冬日裡監視他的便衣，他在文章中寫道：“每當早上起床後透過窗戶，看到他們一個個不停地在原地蹦跳以驅離寒冷的場面，我和夫人的心理都感到很難受，今天早晨我和夫人還商量著如何解決這群年輕人白天的熱水飲用問題。”他果真給這些人送去開水，而且絕非為了羞辱，而是出於對這些年輕人的關心。這些便衣的反應是立刻背過臉去。他多次跟我說，這些專制的執行人，同樣也是專制的受害者啊。

2005年太石村事件，我們組成了“太石村法律顧問團”，除了高智晟和我之外，還有唐荊陵、李和平、許志永、張祖樺、王怡、浦志強等人。陳光誠被軟禁和抓捕之後，高智晟多次為其大聲疾呼，2006年7月19日，更穿著“光誠衫”，與20多名維權者從北京驅車前往山東臨沂，抗議法院對陳光誠的不公正審判。抗議者的T恤衫都被撕爛，相機被搶劫，多數人受到官方雇傭的歹徒的暴力襲擊。高律師後來公開退黨、發起絕食抗暴、直接挑戰強大的專制體制，被捕入獄已經無法避免。

高智晟被國安人員秘密綁架之前，我和他經常見面，介紹他認識劉曉波、張祖樺、孔傑榮等人。2006年5月2日，我和家人和他一家人到北京郊區一起旅遊，被六輛車和大量國保跟蹤，高智晟戲稱那是“一級安全護衛”。

那時候人權律師主要集中在北京，聯絡頻繁，我們都希望高智晟能稍微“收斂”、“低調”一些，但他不聽；他或者已經知道，那個時候收斂也沒用了，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索性痛痛快快，奮力拼搏一場。

高智晟當之無愧是中國最勇敢的律師，沒有“之一”。憑著他對制度的透徹判斷和對人性的悲憫情懷，他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除了眾多人權獎項之外，他也多次被提名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2006年8月，不可避免地，高智晟被綁架失蹤了。事後，他在那傳誦頗廣的《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寫道：

“行至一拐角處時，迎面撲來六、七名陌生人。我的背後脖脛處被猛然一擊，眼前感到整個地面飛速向我砸來，但我並未昏迷。接下來，感到有人糾起我的頭髮，迅速套上了黑頭套，被架上了一輛車。我被壓迫趴在中間，右側臉著地，感到有一隻大皮鞋猛然踩壓在我的臉上。”

他在文章大量描述的酷刑細節不忍卒讀：

“四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感到所擊之處，五臟六腑、渾身肌肉像自顧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當王姓頭目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我的求饒換來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瘋狂的折磨。……不知何時，有人在我頭上、臉上撒了尿。三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毫無尊嚴地滿地打滾。十幾分鐘後，我渾身痙攣抖動得無法停下來。接著，我被架著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

從2006年8月至今的13年裡，高智晟要麼處在被失蹤的狀態，要麼被關在監獄，要麼就是被嚴密軟禁在家，未曾有過一天的人身自由。關押期間所受的酷刑比前一次更為殘酷。那麼陽光、健壯的高律師，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已變得瘦弱、蒼老，牙掉了好幾顆，記憶力大減……我看著那張照片，欲哭無淚。

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綁架和失蹤，一次又一次的監禁和酷刑，高智晟沒有屈服。只要有機會，他就拿起筆，記錄他的遭遇，記錄他人的不幸，並控訴這個政權的荒謬和野蠻。回過頭來看，可以說，高智晟的文字是用他自己的血寫成的。

2016年4月，他在被軟禁的陝北窯洞裡，得知我的書被美國律師協會拒絕出版的事情後，特意寫了《ABA和滕彪哪個應該更強大》，對ABA（美國律師協會）進行嚴厲批評，也譴責任何向中共專制政權諂媚、綏靖、投降、乃至助紂為虐的力量。可以看出，歷經九死一生的高律師，批判的鋒芒竟絲毫沒有減弱。

2017年8月高智晟再次被強迫失蹤，至今杳無音信，已經整整兩年。關心他的朋友們心急如焚，他的家人更是哭幹了淚水。但高律師如同被人間蒸發了一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我們一直在追尋高律師，希望尋回他那慈悲的微笑、非凡的勇氣，尋回他那捍衛人類自由尊嚴的、不曾屈服的靈魂。”

滕彪

2019年8月2日，寫於臺北。

(文章轉載自 看中國)